羅家倫

簡介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
　　浙江紹興柯橋鎮江頭人。
　　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1969年12月25日在臺灣病故。
　　終年72歲。
　　人物生平羅家倫（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筆名毅，教育家，思想家。
　　浙江省紹興柯橋鎮江頭人。
　　父傳珍，曾任江西進賢等縣知縣，思想比較進步，家倫幼年就受其父影響。
　　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爲蔡元培的學生。
　　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當選爲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蔘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許德珩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週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
　　人生經歷五四運動後，接任《新潮》主編。
　　在胡適影響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濃，並寫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運動，悔恨參與其事。
　　1920年秋，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後又去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
　　1926年歸國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蔣介石的政策。
　　1928年，任以蔣介石爲首的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
　　同年8月，任清華大學校長，使清華大學由教會學校轉爲國立大學。
　　1930年後，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
　　在執掌中央大學期間，提出建立「誠樸雄偉」的學風，改革教學方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團團長、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
　　抗戰勝利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
　　1947年5月，出任駐印度大使，兩年後回臺灣。
　　先後任國民黨中央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中國筆會會長等職。
　　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接管清華學校，改稱國立清華大學，直轄於教育部。
　　9月，羅家倫受命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他掌校期間，增聘名師，裁併學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員，結束舊制留美預備部，停辦國學研究院，創設與大學各系相關聯的研究所，對清華大學的發展有所建樹。
　　但他作風專斷，不尊重師生意見，引起師生的「驅羅」運動，被迫辭職。
　　1949年去了臺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評議委員。
　　1952年任考試院副院長。
　　1957年任國史館館長。
　　1969年，病勢漸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狀併發，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72歲。
　　往事略集早期學習羅家倫兩歲時，羅母就開始教他識字、背誦短詩，稍大後，父親也常傳授古今詩，每天還親自選錄二三則有趣且富教育意義的典故，晚上先記在小冊上，隔天早上叫羅家倫跪在榻凳上聆聽，講解完畢再將小冊交給他複習，如此持續了好幾年。
　　這份早年經驗，對日後羅家倫認爲「教育本來是要把以住人類寶貴的經驗，提取優越的部分，鎔鑄過交給後代，指示他們去發揚光大」具有深遠的影響。
　　少年求學羅家倫從四歲入私塾，直到十五歲進美教士高福綏所辦的英文夜校學習外文。
　　日後回憶這段家塾教育的體驗是：像我五歲的時候念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這樣形而上學的經文，不但是讀死書，更是讀天書呢！
　　十三歲讀《周禮》、《儀禮》、《爾雅》，只可以說殘酷地摧殘腦筋！
　　我小的時候沒有得精神病。
　　只可以說是洪福齊天。
　　私塾教育的體驗，造成羅家倫日後主張文學革命，要創造國語文學，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鎖，以現代人的話，來傳達現代人的思想、表現現代人的感情。
　　羅家倫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詣，不僅得力於父親的指導，母親的識字教學和背誦短詩的啓蒙也功不可沒。
　　對他而言，童年時期的家庭教育遠比私塾教育產生更深遠、更直接的影響力，羅家倫認爲他兒時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
　　但是九歲那年母親的去世，卻教他初嘗人間的巨慟。
　　從此在三十六歲所寫《孩子的哭聲》和四十七歲所寫的《孤兒淚》中，字裏行間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發現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兒得到文學和史學的薰陶，還有濃得化不開的親情，二者匯注成嚮往革命之情的思潮，發展爲日後以民族爲本位的教育主張。
　　求學復旦羅家倫十五歲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讀外文，此時他經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廣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勵同輩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壯聲勢。
　　1914年進入上海復旦公學就讀。
　　由於復旦公學的創辦人中有革命黨人（馬相伯、于右任、葉仲裕等人），所以復旦公學和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黨間有密切的政治關係。
　　（1913年復旦公學校董改組時，孫中山先生被推舉爲校董會主席）另外復旦公學還具有一個特點：重視言論自由的精神。
　　因此，復旦公學學生的政治興趣比他校濃厚。
　　中學時代，羅家倫最崇拜君憲派的梁啓超，可是當時的革命黨並不認同梁啓超的主張，所以在學校裏，革命黨與君憲派經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來，甚至動拳腳。
　　羅家倫不喜私鬥，遇此情形，每每讓步，很多人都看他是個膽小鬼，文弱書生。
　　然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復旦公學時期的羅家倫不只學業優異，還任《復旦雜誌》編輯，開始運用文字發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與同輩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紀國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須有春日載陽、萬象昭蘇之慨：切莫暮氣沉沉，氣息奄奄。
　　一定要努力成爲新學生，切莫淪爲陳死人」。
　　他也在文中對年輕學生的婚姻加以撻伐，認爲「在學生時代就結婚，足以使人志氣頹唐，違背生計原則，墮落社會生活程度」。
　　此時，他對問題的瞭解，已由個人的婚姻問題探索到個人與社會、國家民族的關係。
　　進入北大行書廬山詩 立軸 紙本 1917年夏，羅家倫二十一歲，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家倫應試錄取，進北大文科主修外國文學。
　　自1917年到1920年（21-24歲），羅家倫在北大講究學術自由的風氣中，接受良師益友的啓發薰陶，不斷地切磋琢磨學問；
　　不停地活動、求發展；
　　與同學辦《新潮》，提倡文學革命；
　　參加愛國遊行，起草五四宣言。
　　兒時所埋伏的革命種子，經中學時期的孕育，在此時已彰顯爲高昂的民族意識與革命的行動。
　　1917年就職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當時羅家倫的心目中，很自然的發出共鳴。
　　他曾以《偉大與崇高》、《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等篇章來表達他對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長也相當欣賞他，並極力提拔。
　　羅家倫雖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
　　但只要是有見解的教師傳授課程，無論那個科別，即使是守舊派大師，他也會去聽課。
　　當時老復辟派的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詩，他把詩分爲「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家倫屢屢「在教室裏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對於辜鴻銘仍是非常欣賞，並未以片面之言而廢人。
　　胡適是羅家倫經常討教甚而爭辯的對象，所談大半是文學革命之事；
　　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熱心贊助者，羅家倫和他談話的範圍很廣；
　　此外寫《西潮》的蔣夢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創辦刊物1918年，羅家倫和傅斯年、顧頡剛、康白情等人爲提倡文學革命而辦《新潮》月刊。
　　他們主張要以近代人的言語（白話文），來表達近代人的思想、情感；
　　打開傳統束縛，解放學術思想，反對違反人性的文學；
　　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重新評估傳統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
　　反侵略、反封建，主張民主、民族的獨立和自決。
　　這種以民族爲本位的思想，更進一步的表現就是參加五四運動。
　　1919年，中國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傳來美國威爾遜總統答應日本提出的「山東二十一條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
　　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幾個學校幾千名學生在天安門集合，預備遊行示威活動，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相關單位勸阻無效。
　　在遊行中，羅家倫被推選爲三人代表之一，遍訪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美法英意各國公使館，因適逢星期天，各國公使都不在館內，由館員代爲接見並轉交書面意見。
　　學生遊行隊伍沿路散發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即由羅家倫起草。
　　接下來，羅家倫以「毅」的筆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週評論》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這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首見。
　　羅家倫指出，此番學運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制裁的精神。
　　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
　　參加五四運動的羅家倫，只不過是一名二十三歲的青年，卻能具有如此新的觀念和崇高理想，無論在文學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當堅定且明確！
　　留學生涯1920年（二十四歲），羅家倫北京大學畢業。
　　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商請上海紡織業鉅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獎學金名額，羅家倫是獲獎人之一。
　　同年，羅家倫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和哲學，1921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因爲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國求學，所以1922年轉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又與傅斯年朝夕相處，互相辯難。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
　　1925年再轉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仍以歷史與哲學爲主修。
　　總計羅家倫國、內外十年的大學教育，走過中、美、英、德、法五個國家，讀過六個學府，雖在國外未獲學位，但是，他在史學、文學、哲學、教育、民族地理學、人類諸學的涵養，大有助益於日後回國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機構的恢宏氣概和高瞻遠矚。
　　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學校時，把普法戰爭後的法國政治學校的水準當作目標；
　　主持清華大學時，以力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水準爲目標；
　　主持中央大學時，目標設定在普法戰爭前的德國柏林大學水準。
　　羅家倫留學回國後，擔任過各種公職，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學術，貢獻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工作經歷1926年羅家倫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中央大學，49年更名東南大學 [4] ），及北伐軍興，受命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正值清黨時期，急需培養青年幹部人才，遂籌設中央黨務學校（政治大學的前身），蔣介石親任校長。
　　羅家倫先後受聘爲教務主任、代教育長，學校的實際職務多由他處理。
　　1928年，國民政府將「清華學校」改爲「清華大學」，直接受國民政府管轄，任命羅家倫爲首任校長。
　　任期兩年內，他對清華大學的改制有很大的貢獻。
　　清華大學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賠款所辦起的學校，原隸屬外交部。
　　他們把錢存在美國，羅家倫透過外交部和教育部爭回這筆賠款，成立清華基金。
　　他很重視實驗，並開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級教授。
　　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圖書館。
　　1931年，羅家倫接掌中央大學時，正當日軍欺境，國難當頭。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因爲此時的中央大學仍漂盪在「易長風潮」的餘波之中。
　　同年10月，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由於經費等原因而辭職。
　　是年底，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調任中央大學校長。
　　朱家驊身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曾任廣東省政府常務委員會代主席，稟承當局旨意行事，壓制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爲師生所反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中大學生怒打對外無能、對內傲慢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衝擊首都衛戍司令部，圍攻中央黨部要求出兵抗日，搗砸詆譭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館，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同月即被任命爲教育部長）。
　　1932年1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桂崇基爲中大校長，爲學生所反對，月底桂即辭職。
　　於是政府改任原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爲中大校長，任卻堅辭不就，校務便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
　　6月間劉光華又辭代理職務，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
　　此時中大全體教師因索欠薪，宣佈「總請假」，發生索薪事件。
　　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爲中大代理校長，學生因「反對政客式人物來當校長」而對段羣起毆辱。
　　最高當局甚爲震怒，爲此解散了中央大學；
　　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
　　7月上旬，行政院議決蔡元培、李四光、錢天鶴、顧孟餘、竺可楨、張道藩、羅家倫、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爲中大整理委員會委員，整理期間由李四光代行校長職務。
　　可見，羅家倫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與器重，可另一方面，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五四」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
　　這樣的校長客觀上易爲學生所接受。
　　於是，中大這場「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羅家倫在中央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羅家倫到校視事。
　　聘任孫本文、張廣輿爲教務長和總務長，以接替竺可楨和錢天鶴在整理期間所擔任的職務。
　　確定文學院院長汪東等人爲甄別考試委員。
　　接着，便公佈了教育部批准的學生甄別實施辦法8條。
　　通過甄別考試，開除學生19名，合格的學生於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開始授課。
　　是日，在全校大會上，羅家倫作了頗有影響的《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陳述其出任校長的遠大抱負和治校方略。
　　辦學使命羅家倫認爲當時中國的國難異常嚴重，中華民族已瀕臨死亡，作爲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爲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他認爲，當時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和社會的腐敗，而最重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的文化。
　　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
　　羅家倫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爲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
　　否則，「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爲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
　　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佈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
　　」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
　　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
　　同時他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
　　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
　　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而欲達上述之目的，羅家倫認爲就必須養成新的學風。
　　於是，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
　　「誠」，就是對學問要有誠意，不把學問當作升官發財的途徑和獲取文憑的工具；
　　對於「使命」，更要有誠意，應向着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走去。
　　「樸」，就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當門面、作裝飾，不能尚纖巧，重浮華，讓青春光陰虛耗在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頭用功，不計名利，在學問上作長期艱苦的努力，因爲「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
　　「雄」，是大無畏的雄，以糾中華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後的柔弱萎靡之風。
　　而要挽轉一切纖細文弱的頹風，就必須從善養吾浩然正氣入手，以大雄無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氣，女亦須無病態。
　　「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開眼界，努力做出幾件大的事業來，既不可偏狹小巧，存門戶之見，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滿。
　　本着這樣的思想，羅家倫認爲，大學校長的首要之舉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頓校務的第一步就是從延聘師資入手。
　　一方面他極爲挽留原有良好教師，一方面隨時添聘專門學者。
　　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爲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
　　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110人減至34人。
　　而這些爲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爲某一學科的專家，爲政府或其它學術機關所倚重，「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
　　」他就職後，同師生髮表《中央大學之使命》，講詞中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
　　除了充實圖書儀器外，他還特別注重教學人才的堅強陣容。
　　爲了網羅真正的賢才，他絕不出賣人情，爲此還得罪不少人呢！
　　由於他的用心求訪人才，禮賢下士，所以能請到北洋大學出身、後來留美成績極爲優異的盧孝侯爲工學院院長。
　　1937年應邀參加蔣介石召集廬山談話，羅家倫返校後，立即作遷校計劃，在敵人炮火炸彈中，包用民生公司輪船，陸續將在南京的一個大學，全體師生和眷屬及全部設備，用船載運，溯江抵達重慶沙坪壩新校舍，繼續正常上課，這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真是史無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學學生人數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壩校址已達飽和狀態，於是選擇風景清幽的柏溪作爲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個星期間校舍被轟炸了三次，二十幾所房子被毀壞，羅家倫辦公室的瓦牆都沒了，在夏天烈陽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牆壁的房子裏辦公，彷彿猶太民族的「哭牆」一般。
　　羅家倫曾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激勵學校師生：「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
　　中央大學所對着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這是多麼有氣魄的壯士豪語啊！
　　1941年八月，羅家倫請辭中央大學校長，由教育工作崗位轉向黨政工作。
　　1943年，政府積極建設西北地區，以增強抗戰能力，派羅家倫爲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長，從事陝西、甘肅、寧夏、新疆五省國防建設的考察與設計。
　　政治生涯1947年，政府任命羅家倫爲首任駐印度大使（印度脫離英國獨立）。
　　到任後，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歷史、政情，並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
　　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之下的政要、國會議員等經常來請教羅家倫，印度的憲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國憲法。
　　印度國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時期紡織土布的紡紗機做圖案。
　　羅家倫建議去掉木頭架子，只剩一個圓輪，表示生生不息之義，他們欣然接受了。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後退往臺灣，12月30日，印度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羅家倫基於「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古訓，發表極簡短的聲明：「在兩年八個月以前，我帶了我政府和人民熱烈的希望到印度來，催促象徵印度獨立的及早實現。
　　就這方面來說，我的使命是達到了。
　　我很高興，印度現在是自由的、獨立的。
　　」1951年1月25日，羅家倫離開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婦孫兒孫女到甘地的火葬場上，放了一個花圈，行了一個禮後，靜默無言地站了一分鐘，隔天即飛加爾各答轉道抵臺北。
　　羅家倫自印返臺後，定居臺北，擔任黨史會主任委員。
　　1958年，擔任國史館館長。
　　1968年，羅家倫記憶力急劇衰退，以身體不適請辭兩項職務。
　　清華歲月首任校長在清華校史上，有好幾位校長是被趕走的，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考慮到羅氏辦事的宏大氣魄和果斷作風對於清華的巨大貢獻，考慮到羅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出色表現，總是令人不由自主地爲之惋惜。
　　歷史是無情的，羅家倫好像生來就註定和清華沒有「緣分」，正值清華的多事之秋來校任職，大刀闊斧，卓有成效，卻遇上中原大戰閻錫山控制華北，所以羅家倫不得不走，歷史又是那樣的會嘲弄人，羅家倫爲清華費盡心力，卻喫力不討好，學生對他不滿進而發動驅羅運動，教授們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羅家倫終於傷心地走了，以後再也不肯回來。
　　我在閱讀清華校史的文獻時發現，在羅家倫去職後的幾年校內刊物上還不時能看到多多少少譏諷他的文字，而且這麼多年來，清華校友似乎沒有人寫過談羅家倫在清華時期的紀念性文章。
　　記得有一次我在書店翻一本書，讀到喬冠華自傳裏有一句話，大意是說：我們當時雖然趕羅家倫，但羅還是有點本領的。
　　再以後我有機會讀了羅家倫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羅家倫的文章見解透闢，感情充沛，文辭秀麗婉轉。
　　這樣一位有本領的人，爲何在清華受到這般不相稱的「冷遇」？
　　我們還要看到，羅家倫在離開清華不久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任職十年，使中大得到驚人的發展，一時佳評如潮，爲什麼偏偏在清華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羅家倫就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發表題爲「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就職演說。
　　他對清華的設計是，「我們的發展，應先以文理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