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簡介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他於1920年代辦《努力週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
　　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1962年在臺北病逝。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
　　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人物生平早年求學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12月17日未時出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
　　1893年，隨母親馮順弟前往臺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親離開臺灣返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省徽州績溪縣上莊村，進家塾讀書。
　　其父胡傳病逝於廈門。
　　1904年（光緒三十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小學堂。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光緒三十三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宣統元年），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
　　大展宏圖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
　　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1年，作《杜威先生與中國》。
　　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週報》。
　　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週刊。
　　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人權鬥士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爲《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
　　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爲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抗戰期間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於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爲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北大校長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
　　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
　　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
　　1947年1月24日，蔣介石想請胡適出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
　　4月，王耀武託季羨林給胡適捎去信，致以敬意與問候，並邀請胡適在方便的時候蒞臨濟南作學術演講。
　　旋即得到回信，胡適答應相機來濟南與教育界同行們共同研究山東的教育。
　　1948年4月3日，蔣介石認爲中華民國憲法爲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大總統應爲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叫中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爲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胡適同意，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介石選總統而變卦。
　　同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臺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不爲所動，毅然決定離開北平。
　　12月，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邀請胡適在中南海懷仁堂商討是戰是和，胡適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
　　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
　　本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
　　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離開。
　　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北京南苑國際機場上了飛機。
　　夜裏十時到達南京明故宮機場。
　　美臺奔波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
　　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爲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
　　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而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
　　《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
　　6月7日新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閻錫山發表胡適爲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
　　1950年3月初，胡適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爲該會幹事長。
　　應聘爲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
　　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介石的政權，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
　　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臺與蔣介石討論後，遭到蔣介石的反對，以致組黨失敗。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歲的胡適到臺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臨時主席」。
　　1955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胡適住在美國蒐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批註。
　　而批判胡適運動的起因，根據耿雲志的說法是：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裏，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8年4月，返回臺灣定居就任。
　　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
　　期間因爲經濟關係，將《胡適文選》及《胡適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賣與出版公司。
　　桑榆晚景1959年，兼任臺灣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爲連署人之一。
　　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
　　同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爲是蔣中正爲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
　　當時仍爲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
　　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時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爲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
　　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
　　11月病情惡化，至臺灣大學醫學院療養。
　　1962年1月，胡適從臺大醫院出院。
　　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開酒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灣省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去世獲得哀榮。
　　3月1日蔣介石前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然後蔣在胡適去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思想主張實驗主義胡適師從美國「實驗主義」大師約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實驗主義的精神，很有建設性。
　　胡適強調做學問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他本人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
　　實事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
　　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這或許就是胡適的實驗主義。
　　自由主義對於別人的意見和觀點不要輕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爲自己的觀點是絕對的正確。
　　胡適要告誡的容忍異己的聲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這樣社會纔會真正的自由。
　　胡適的自由主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適或許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
　　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
　　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爲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義胡適認爲，法律應該對任何人都有約束的。
　　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
　　因爲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兩步。
　　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叫喧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
　　這裏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
　　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臺，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
　　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爲一個世界主義者。
　　」所以胡適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他思索的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應該擁抱世界。
　　樂觀主義胡適不提倡東方的聖人那種無爲。
　　人生在於奮鬥，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對前途有起碼的樂觀和自信。
　　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把每種進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這正是胡適對於人生的樂觀。
　　「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
　　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
　　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
　　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
　　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
　　」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
　　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
　　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主要成就學術成就首先，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
　　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並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峯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爲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
　　他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
　　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
　　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爲一次範式性的變革。
　　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啓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爲人們所肯定。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爲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
　　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嶽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
　　因爲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文學成就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後陳獨秀高張「文學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爲文學革命的領軍人物。
　　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中，胡適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爲「中國文化革命之父」。
　　胡適所發起的文學革命，包括詩歌、戲劇、小說幾個方面。
　　詩歌胡適出版了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
　　他在語言、形式、詩體、風格等方面展開了自己的白話詩嘗試。
　　這是一場聲勢並不顯赫、但卻十分深刻且與前代「詩界革命」有着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
　　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爲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裏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
　　經過幾十年的演進，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形態發生了整體銳變，而這一切就始於胡適的《嘗試集》。
　　戲劇戲劇方面，不僅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創作了戲劇《終身大事》。
　　胡適的戲劇翻譯和創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譯使胡適吸取了外國戲劇的養分並創造出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話劇。
　　小說小說方面，雖沒有創作，卻翻譯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說。
　　他在《短篇小說》「譯者自序」中說：「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個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
　　」胡適後來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文學改良芻議》主要着重於破壞，從建設的角度講，文學革命需要注重的兩點，其一便是方法，而這就需要向西方學習，包括西方短篇小說的翻譯。
　　在胡適看來，「小說之宗旨有二：一以娛人，一以淑世。
　　無論娛人淑世，小說之法不出兩端：一在狀物寫生，一在佈局敘事，吾國小說蓋以狀物寫生勝，西方小說則兼二者之勝。
　　今當以西方之結構，補吾之不足。
　　」學者鄒新明認爲，胡適留美期間對西方短篇小說的閱讀和翻譯，是其文學革命主張與實踐的重要源泉。
　　此外，胡適還在文學理論上作出貢獻，寫就了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風格的文學史專著《白話文學史》。
　　政治理論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
　　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
　　他從「五四」時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臺灣領導《自由中國》。
　　他的自由主義的友人（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獨立評論》時期都一度發生了動搖，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建國」成功以後再建立民主不遲。
　　在爭論中胡適不肯退讓，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
　　「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適的貢獻在於「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他之開拓公共輿論的空間也就是對於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
　　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爲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臺後，雷震爲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
　　《自由中國》雜誌連續出版了10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最重要的言論刊物，是傳播民主思想的堡壘。
　　雜誌的後期轉向了反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社長雷震以雜誌發聲，籌備成立反對黨參政，終於因此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雷震事件）。
　　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臺灣的黨外運動與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人際成就胡適曾執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羅爾綱、顧頡剛、俞平伯、傅斯年等。
　　其中顧頡剛還表示他的整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水滸傳考證》一文看來的。
　　此外，胡適還注意幫助同儕、提攜後進。
　　林語堂在其留學期間，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靠着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陳之藩與胡適爲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
　　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但歸國初期也受到胡適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