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簡介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荊州公安（今屬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
　　
　　【生平】
　　
　　
　　【白話藝術】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爲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爲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爲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爲俚語，爲纖巧，爲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爲公允之論。▲
　　
　　【與《瓶史》】
　　《瓶史》一書，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寫成的，時年32歲。 袁宏道爲什麼要寫這本書？在《瓶史引》中，他寫道：「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他還說，高人隱士們住深山，濯清泉，與世無爭，並以把世間一切讓人爲樂。他們的生活恬淡、安逸，絕無大禍臨頭之恐。這正是我生平極爲羨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說：由於「爲卑官所絆」，身不由己，於是，「僅有栽花蒔竹可以自樂」了。
　　在談到自己喜歡插花的理由時。袁宏道說：由於「邸居湫隘，遷徒無常，不得已乃以瓶貯花，隨時插換」，況且，京城裏種植有各種名花，取之方便，於是就成了「餘案頭物」了。袁宏道認爲，這樣做，省卻扦插、澆水之勞苦，而插於瓶中之花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談到袁宏道時曾說：他「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此雖小道，實藝術之一種，有學問在焉」。由此可見袁宏道不僅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個頗具藝術眼光的人。
　　在長期的插花實踐中，袁宏道總結出了一整套的寶貴經驗，如他自己所說，寫《瓶史》的目的，就是爲了「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瓶史》問世後，對我國後人影響之大自不必說，東鄰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過一本《瓶史國字解》，書中附有插花圖譜280餘幅。此書的序言說：「前者黎雲齋者，據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稱宏道流，大行於世。」由此可見，此書對日本花道藝術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袁宏道是個很有情趣的人，專門寫了《瓶史》一書，討論插花藝術。此書在中國流傳不廣，在日本評價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來。 ▲
　　
　　【文學主張】
　　概述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爲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爲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爲李夢陽、何景明爲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爲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爲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爲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衆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爲「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爲「出自性靈者爲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爲「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