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

簡介

　　黃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號楚南，字任之，筆名抱一。
　　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市）人。
　　曾字楚南（一作號），改字韌之（辛亥年在上海趙鳳昌惜陰堂討論國事會議記錄簽署。
　　後見1915年《學生會會報》、1917年杭州《教育週報》），一作訒之，又改任之，別號觀我生，筆名抱一（見《小說月報》）、同父（見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人稱琺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來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華職業學校設置琺琅科，附設琺琅工場，提出「勞工神聖，雙手萬能」口號，以致遭到少數人的譏刺爲「琺琅博士」）。
　　人物生平建國前1878年10月1日（清光緒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鎮內史第，早年父母雙 亡。
　　1887年隨外祖父發矇，接受傳統教育。
　　迫於生計，年未弱冠，即在家鄉任塾師。
　　1899年時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
　　1901年入南洋公學﹐選讀外文科﹐受知於中文總教習蔡元培。
　　1902年後又中江南鄉試舉人。
　　1903年返鄉興辦小學堂。
　　期間，開始接觸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新學書籍。
　　次年在鄉辦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獄，在江蘇巡撫「就地正法」批文到達一小時，由基督教外籍牧師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後事息歸國，繼續興辦學校。
　　1905年參加同盟會。
　　辛亥革命前，先後創辦和主持廣明小學和師範講習所、浦東中學，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等新教育團體和學堂中任教，並參與發起江蘇學務總會。
　　辛亥革命後，任江蘇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後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省教育會副會長，上海申報館旅行記者。
　　1908年與童世亨等共同創辦浦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爲浦東最早的供電設施。
　　1913年發表《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提倡教育與學生生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繫。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
　　隨中國遊美實業團體在美國考察了25個城市52座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
　　1915年4月，隨農商部「遊美實業團」赴美報聘，考察教育，撰寫《旅美隨筆》。
　　黃炎培還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
　　每次考察均有記錄，並結集出版。
　　他認爲辦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開好藥方，做到對症下藥。
　　「外國考察，讀方書也；
　　國內考察，尋病源也。
　　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所以，他都是從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察。
　　1917年赴英國考察，同年5月6日，聯絡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中華職業教育社。
　　次年，創建中華職業學校。
　　此後數十年時間的教育和社會活動主要通過中華職業教育社來展開。
　　1921年被委任教育總長而不肯就職。
　　曾參與起草1922年學制，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和籌辦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籌備主任（現河海大學）、國立東南大學（現南京大學）、上海商科大學（現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炎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辦《救國通訊》﹐宣傳愛國主義﹔組織上海市民維持會（後改爲上海地方協會）﹐支持淞滬會戰。
　　1941年，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
　　1945年又與胡厥文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
　　同年7月應邀訪問延安。
　　寫成《延安歸來》一書，如實介紹延安。
　　1946年在上海創辦比樂中學，探索兼顧升學和就業雙重準備的普通中學。
　　至1949年前，先後又創辦重慶中華職校、上海和重慶中華工商專校、南京女子職業傳習所、鎮江女子職校、四川灌縣都江實用職校等。
　　建國後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破「不爲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1965年12月21日病逝於北京。
　　骨灰安放於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維鈞的骨灰也安放於此。
　　曾創辦有「人文圖書館」，1933年，籌建新館，實業家葉鴻英捐款40萬元，改名「鴻英圖書館」。
　　收藏以社會科學、歷史及關於近代史料爲主。
　　至1946年，藏有報紙136種、雜誌3604種、圖書5萬餘冊。
　　私人藏書豐富，古籍法帖珍品不少。
　　所藏魏晉、唐、宋碑帖數種，名人書畫等，毛澤東曾借過其收藏王羲之書法真跡。
　　黃炎培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羣。
　　筆歌墨舞、酣暢淋漓。
　　詩初學溫、李，繼復寢饋李、杜。
　　思力沉厚，趣味雋永，章調鏗鏘。
　　興到落筆，雖語必工，富於著述。
　　著作有《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新大陸之教育》、《東南洋之新教育》、《中國商戰失敗史》（合作）、《中國教育史要》、《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海環遊記》、《斷腸集》、《蜀道》、《抗戰以來》、《延安歸來》、《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黃炎培教育考察日記》、《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八十年來》、《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之基本理論》、《中國關稅史料》、《對外貿易史料》、《淞滬抗日史料》，詩集《斷腸集》、《苞桑集初稿》、《紅桑》等。
　　家鄉故居建有紀念館。
　　往事略集早年神交，聽黃講演黃炎培生在一個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塾師家庭。
　　家道中落，13歲失母，17歲喪父。
　　其父黃叔才，本地庠生，先在鄉設塾授徒，後到吳大澄（曾做廣東、湖南巡撫，東河道總督）幕府當祕書，1894年病故。
　　其母孟樾清，南匯地主孟蔭餘之女，1891年病故。
　　9歲起到外祖父家讀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韻家豐富的藏書廣讀博覽。
　　1898年讀了嚴復翻譯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初步接觸了西方文化，瞭解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
　　父母去世後，爲生活所迫，他作過百貨店的臨時售貨員、塾師，一面勞作，一面讀書和習作詩文。
　　由於詩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鎮王筱雲賞識，王將女兒嫁給他爲妻。
　　1901年秋，黃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首屆），選學外交科。
　　特班總教習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他不但教學生讀書、作文，還教學生日文和練習演說。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給黃很大影響。
　　1902年秋，黃炎培到南京應鄉試，中了舉人。
　　不久，學校發生風潮，學校總辦將南洋公學解散。
　　黃遵照蔡元培的教誨回川沙辦學，1903年春他主辦的川沙小學堂開學。
　　他在家鄉一面辦學，一面作「喚醒民衆」的工作，每週舉辦公開演說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
　　還時常到別處講演。
　　1903年6月18日，黃炎培等應邀到南匯縣新場鎮演說，由於地方痞棍誣告他們毀謗皇太后、皇上，南匯縣知事於6月23日將黃等4人逮捕。
　　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營救，在6月26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聯署「就地正法」的電令到達前被保釋出獄，隨即乘船離開上海，亡命日本。
　　他一面辦學，一面做民衆工作，經常舉辦公開講演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呼籲救亡圖存。
　　受地痞告發詆譭清廷，被南匯知縣拘捕，報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批示，將「就地正法」，幸得鄉紳楊斯盛挽請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營救，被保釋出獄，即乘船逃離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亡命歸來，經由中國同盟會上海分部主盟員蔡元培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
　　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後，黃炎培接任蔡元培的職務。
　　1906年出任上海浦東中學校長。
　　在他的努力下，浦東中學很快成爲一所知名的新式中學，黃炎培在教育界嶄露頭角。
　　1907年，有人舉報黃炎培「運動辦學，鼓動排滿革命」，兩江總督端方命令江蘇提學使毛慶蕃徹查。
　　提學使愛惜黃炎培的才學，又有鄉紳擔保，此案遂得以了結。
　　1909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黃炎培當選爲江蘇省諮議局常駐議員，後又任上海工巡捐局議董、江蘇省地方自治籌備處參議。
　　辛亥革命爆發後，江蘇巡撫程德全宣佈獨立，並出任江蘇都督，黃炎培任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次年升任教育司長，江蘇省議會議員。
　　他任江蘇省教育司長近三年時間，在江蘇全省創辦師範學校9所，普通中學11所，還辦了許多工校、農校、商校等職業學校。
　　他先後參與創辦及改造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學校、暨南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
　　當時的江蘇教育事業，名列全國之冠。
　　1914年，張勳任江蘇都督，黃炎培「恥與附羶之徒爲伍」，辭官離南京返滬任《申報》記者。
　　他潛心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說，考察教育狀況，以《申報》記者的身份，先後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平、天津等地。
　　後又隨中國遊美實業團體赴美國考察了幾十個城市和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特別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
　　後又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
　　他每次考察都詳細記錄，並結集出版。
　　每次考察總從中國教育的實際出發，尋求改革的辦法。
　　他認爲，中國的教育純乎紙面上之教育，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改良之道不只需從方法上研究，更需在思想上研究。
　　他提倡採取實用主義，發展職業教育。
　　1915年參與發起成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任江蘇教育會會長。
　　1916年，黃炎培在江蘇建立職業教育研究會，次年又在上海成立中國近代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他被推爲辦事部主任，宣佈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學校無不用之成才，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
　　爲了宣傳和實施職業教育，他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誌。
　　1918年又在上海南市募款創辦了職業學中華校，設木工、鐵工、琺琅、鈕釦四科，並設附屬工廠。
　　後又增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範、商業等科。
　　學生實行半工半讀。
　　1920年，美國哲學大師杜威博士應邀來華，五月黃邀杜威在上海舉行講座。
　　佈告一發出，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聽講。
　　杜威推崇實用主義，而黃則主張教育要務實，因此，倆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處。
　　黃在講演中極力抨擊傳統教育的問題，根據自己掌握的數字，每百名中學畢業生中，升學的有多少、失業的有多少，數字詳實、有理有據，說明了傳統教育已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臺下聽衆中就有毛澤東。
　　這場講演給27歲的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25年後在延安機場，毛澤東迎接來訪的黃炎培，握着黃的手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
　　」黃疑惑不解，毛講述了1920年這段往事。
　　1937年抗戰爆發後，黃奔走國事，往來於上海和南京之間，三個月中竟往返9次。
　　那時車舟不便，路途很費時間，黃便途中閱讀，他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毛澤東向斯諾口述的《毛澤東自傳》等等，對這位早已聞名遐邇的中共領袖，有了較詳細的瞭解，心中很是嚮往。
　　與黃自己一樣，毛也是長在農村，家境貧寒，倆人雖都學歷不高，但資歷頗深，都屬於經驗型的政治實行家，長於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時好文擅詩，兼有詩人氣質，黃從這位未曾謀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強勁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幾人二十年代，黃炎培並未見過毛澤東，但認識陳獨秀、李大釗。
　　中共成立前，陳獨秀常來中華職教社訪黃求談。
　　到了1921年，黃耳聞中共即將成立，友人沈肅文建議他去聯繫李大釗，於是黃專程北上，到北京拜訪李大釗先生。
　　倆人相談甚洽，談到形勢、談到各自的做法，相約今後密切合作。
　　之後，黃編輯的《申報》特刊上發表了李的長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內戰中，黃埋頭於教育，對共產黨知之甚少，但是與當時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對敢於反抗社會黑暗統治的人們寄予同情。
　　抗戰中的重慶，反共高潮迭起，黃應沈鈞儒之請，參觀有其子沈叔羊畫作的畫展，沈的畫上有一把酒壺、幾隻杯子，寫着「茅臺」二字，沈老請黃題詞，黃忽然想起，前幾年社會上傳說，長征中紅軍路過貴州在茅臺池中洗腳。
　　針對此傳言黃題了一首七絕諷喻：「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沈自己稱此畫僅爲其父「畫以娛之」。
　　然而由於黃題上這首詩，這幅畫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澤東手中，最後掛在延安楊家嶺接待賓客的中共會客堂裏。
　　1952年，陳毅在南京設茅臺酒宴接待赴南方視察的黃，還提起這首茅臺詩，動情地說：「當年在延安讀任之先生茅臺詩，十分感動，在那艱難的年代，能爲共產黨人說話的空谷足音，能有幾人！
　　」陳當場作詩答謝。
　　努力營救，促成獲釋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
　　此後，國內外各界多方奔走，要求當局釋放笪移今、朱宣鹹等《觀察》被捕人士。
　　次年元月，李宗仁代理總統，派張治中到上海請黃炎培出面進行和談。
　　黃提出釋放被捕《觀察》人士。
　　張治中回南京後李宗仁電囑上海警備司令部開釋。
　　後由我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保釋了包括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笪移今、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搭臺唱戲，艱難合作黃炎培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始於1937年12月28日在長沙會見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漢口會見周恩來。
　　徐特立是黃炎培的學生，是毛澤東的老師。
　　1938年，徐特立在武漢拜訪黃，第一次恰黃不在，徐留下字條，自稱是江蘇省教育總會講習班學生。
　　第二次又訪，二人相見如故。
　　1938年4月，抗戰烽火正濃的武漢，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剛開始，周恩來、董必武等代表共產黨加入國民參政會，黃炎培等作爲社會賢達也被聘爲國民參政員。
　　從那時起，黃與共產黨人開始配合，力促抗日。
　　從1939年10月起，各小黨派負責人鑑於國共兩黨關係緊張，經常一起研究時局。
　　黃炎培提議在適當時機，邀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共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勸各黨派竭誠合作，任何不同意見在法律常規上解決。
　　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黨派有實行統一的必要。
　　11月23日，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光升、張瀾等十多人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信約》12條。
　　一年以後，國共關係更加緊張，各小黨派負責人認爲「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緊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來提出兩條建議：（1）希望中共在與國民黨利害不衝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
　　（2）以所有實力盡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
　　以所有實力爲國家民族表現切實偉大之貢獻。
　　7月1日同蔣介石談中共問題。
　　蔣囑其以公正人資格參與。
　　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黃炎培就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事，數次見蔣及周恩來，力圖以在參政會中組織特種委員會予以解決。
　　在抗戰與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黃炎培逐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萌生了親赴延安考察的願望。
　　於是從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黃炎培等人經多次商談，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祕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公推黃炎培爲中央常委會主席。
　　大約在8月間，黃炎培因個人處境關係辭去了主席職務，由張瀾接任。
　　11月16日，張瀾、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四人出面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舉行招待會，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組織。
　　11月25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張瀾、黃炎培等23人聯名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實際表達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的主要精神。
　　但這一提案未被參政會主席交大會討論。
　　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決定取消「政團」二字，改名中國民主同盟。
　　黃炎培作爲民盟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始終參與民盟的活動，對民盟的成立和發展是盡了心力的。
　　從抗戰後期起，發起民主憲政運動和調和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成了黃炎培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
　　黃炎培認爲，中國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
　　1943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提出「實施憲政，還政於民」，黃聞之甚喜。
　　他被蔣指定爲11月12日成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常務委員和召集人之一（另兩個召集人爲王世傑、孫科）。
　　他在工作中強調人民與政府合作、各省與中央合作、各黨派彼此合作。
　　1940年，周恩來從延安到達陪都重慶長住，不久，在黃創辦的中華職教社組織的星期講壇上，請周恩來作講演，聽衆人山人海。
　　這場講演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如同一聲霹靂，轟動山城。
　　之後，黃受到了陳立夫來信詰問，黃回答，此論壇向各方開放，如君有意，也可來一試。
　　陳無可奈何。
　　民國之後，黃炎培兩次拒絕出任教育總長，早已有不肯當官的美名。
　　創辦職教社後，面對各方資助，黃從不據爲己有，甚至自己不領工資，只取生活費，他的收入只相當於當時上層文化人收入的幾分之一，黃的兒女們從小隻能穿着舊的衣服到不收取學費並管喫住的公費學校去上學，後來黃不願斂財的名聲漸起，與不肯做官的美名相併一身。
　　或許爲此，實業家們願意把財產捐給黃。
　　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蕩路邊的六層樓房，就是當年黃生日時友人的禮贈，這在當時的上海灘是屈指可數的最高建築之一。
　　抗戰中，黃被推舉爲國民參政會的抗日募捐委員會祕書長，也不是偶然的。
　　黃六下南洋，向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各國的華僑商賈們化緣來大筆資產，援助抗日鬥爭。
　　相見延安，共探「週期」。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黃炎培等人發表的《民主勝利獻言》和《爲轉捩當前局勢獻言》，表達了國民黨統治區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聲。
　　1945年夏，爲恢復陷於停頓中的國共和談，黃與其他五名參政員一起飛赴延安。
　　毛澤東率領在延安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赴機場迎接黃炎培一行。
　　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熱誠接待，見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學生、老朋友，如周揚、王明、張仲實等，范文瀾向黃深深地鞠躬，說他自己是42年前浦東中學第一期學生，黃親自教過他。
　　陳毅等來相見，告知留法出國前夕，黃曾開歡送會送行，這些黃自己是早已記不起來了。
　　目睹瞭解放區嶄新的氣象和軍民的精神風貌，黃深感這似乎是與自己的理想境界不遠了，尤其是與毛澤東進行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促膝談話，返回重慶後由夫人姚維鈞整理和執筆，發表了《延安歸來》一書，記述下了至今被人們不時提起，或被稱作「黃氏週期率」的黃、毛對話。
　　延安之行是黃一生的重大抉擇，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轉折。
　　延安歸來後的黃已與前大不一樣。
　　當然，黃也要爲此付出代價。
　　1946年1月26日，特務闖入黃在重慶張家花園的家，當時黃正在政協開會，黃夫人姚維鈞正懷着八個月的孩子。
　　1949年，黃的二兒子黃競武被特務抓去，消息傳到毛澤東耳裏，毛極爲震驚，下令周恩來、李克農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花費重金營救，然而無果。
　　黃競武未供出任何機密，寧死不屈，被打斷腿活埋了。
　　聞訊後，毛澤東派周恩來到黃家慰問。
　　爲民做官，委以重任1949年2月，黃逃離上海，取道香港，輾轉到京。
　　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來到北京西郊。
　　在西苑機場，黃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歡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並隨同毛等檢閱了人民解放軍。
　　當晚，毛等中央領導與各界人士濟濟一堂，歡宴慶賀。
　　黃十分興奮，這是他與毛四年前延安相見後的重逢。
　　當然這時毛已是歷史的勝利者，同樣，歷史也肯定了黃在上海、在武漢、在重慶尤其是在訪問延安後的種種。
　　毛抵達後的次日，1949年3月26日，在衆多等待毛接見晤談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選擇了黃作爲第一位來到他所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的客人。
　　當日，毛、黃長談良久。
　　毛的談話涉及到重大的建國方略，向黃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針，包括他所設想的國家前景，黃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毛向黃再三強調，他要搞出不同於蘇聯的「中國特色」。
　　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中共的政策將大大有別於蘇聯斯大林。
　　有鑑於此，毛寄希望於黃，因爲他很清楚黃在民族實業家中的威望。
　　黃早年與南通張騫、與無錫榮家兄弟、與胡厥文爲首的上海遷川實業家、與浦東穆偶初、與上海劉靖基、與南京劉國鈞、與天津李燭塵、與四川民生輪船的盧作浮等等都有着長年的交情，曾起過實業家們的組織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國成立後，黃這個並非是實業家的教育家來牽這個中國實業家們的「頭兒」。
　　同時，毛還希望黃起到向實業家們傳遞、解釋共產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