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簡介

　　唐弢（1913年-1992年1月4日），原名唐端毅，曾用筆名風子、晦庵、韋長、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於浙江省鎮海縣（今寧波市江北區甬江街道畈裏塘村）。
　　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魯迅研究家和文學史家，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人物生平唐弢初中時家貧輟學，入上海郵局作揀信生，開始業餘寫作。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事業餘創作，以散文和雜文爲主，其風格接近魯迅，並因此與魯迅結識。
　　1933年起發表散文、雜文，後結識魯迅。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堅持抗日文化運動，參加初版《魯迅全集》編校。
　　又支持《魯迅風》週刊，編輯《文藝界叢刊》，兼任中學教職。
　　抗日戰爭勝利後重回郵局，與柯靈合編《週報》，參加反迫害、反內戰、反飢餓民主運動。
　　《週報》被禁，轉編《文匯報·筆會》。
　　新中國成立後，致力魯迅著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堅持雜文、散文創作，歷任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新地》、《文藝月報》副主編等。
　　195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
　　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
　　所著雜文思想、藝術均深受魯迅影響，鍼砭時弊，議論激烈，有時也含抒情，意味雋永，社會性、知識性、文藝性兼顧，先後出版雜文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勞薪集》、《識小錄》、《短長書》、《唐弢雜文選》等，散文隨筆集《落帆集》、《晦庵書話》等，論文集《向魯迅學習》、《魯迅的美學思想》、《海山論集》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另輯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少年時期唐弢6歲在家鄉上小學時，曾有人揚言，搦鋤頭柄的人家決不會生出書香子弟來。
　　他聽後非常生氣，決心向傳統偏見挑戰。
　　他一邊讀詩，一邊學寫舊體詩。
　　能熟讀樂府、古詩十九首等，尤其愛讀陶淵明、李白、李商隱等人的詩詞。
　　民國15年（1926年），離開家鄉到上海，進英租界的華童公學。
　　初中二年級時，因經濟不濟，被迫輟學。
　　考入上海郵局當郵務佐。
　　工餘時去圖書館自學，廣泛閱讀古今中外書籍。
　　在閱讀中，他特別喜歡聞一多、徐志摩的詩，魯迅的散文和小說也令他着迷，這促使他放棄古文，改用白話。
　　民國時期民國19年，開始參加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
　　民國21年，他組織了有郵局工人、學徒、店員參加的「讀書會」，同魯迅開始了通信。
　　民國22年，在魯迅的影響下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故鄉的雨》，接着又發表了《海》、《懷鄉病》等一批散文。
　　不久，轉向雜文。
　　民國24年，將此前寫的雜文80多篇彙集成書，取名《推背集》。
　　出版後，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有關報刊紛紛發表評論，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民國25年5月，又將新寫的47篇雜文集結起來，取名《海天集》。
　　抗戰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積極進行敵後文化戰線的抗日救亡活動。
　　在《文匯報·世紀風》、《導報·晨鐘》、《循環日報·海風》、《譯報·爝火》、《宇宙風》乙刊等報刊上發表雜文，同外國侵略者、敵僞漢奸展開鬥爭。
　　爲生活所迫，他還同時在幾所中學兼課，並常常在郵局上長夜班。
　　幾年裏，出版了文藝評論集《文章修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4月至11月）、雜文集《投影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4月）、《短長書》（上海北社1940年12月）、《勞薪集》（福建永安改進出版社1941年）等。
　　這些評論集反映了國土淪喪，家遭不幸的悲憤慘苦之情。
　　民國32年初，汪僞政權接管郵局後，唐弢離開那裏，到一傢俬人銀行當祕書。
　　抗戰勝利後，又回郵局工作。
　　並與柯靈合編《週報》，後又主編《文匯報》副刊《筆會》。
　　民國34年，他開始寫書話，最先發表在柯靈主編的《萬象》上。
　　抗戰勝利後，應《文匯報》編輯邀請寫了一百餘篇，後因故中斷（1980年三聯書店輯爲《晦庵書話》出版）。
　　民國36年，他新寫的雜文集《識小錄》（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12月）出版，以此「抗議三十年來，身所經歷的活埋式的環境」。
　　民國37年，出版散文集《落帆集》，其中不少篇章文筆優美，感情濃郁，十分感人。
　　在魯迅研究方面，30年代唐弢參加了《魯迅全集》的部分校對工作。
　　以後，他又十多年如一日地從事魯迅佚文的補遺工作，民國35年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上海出版公司）。
　　解放後上海解放後，歷任郵政工會常務委員兼文教科長，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委員兼上海分會常委，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1951年任華東文物處副處長兼《文藝陣地》副主編。
　　1953年任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月報》副主編。
　　1955年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
　　其間，唐弢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魯迅研究方面，出版有《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向魯迅學習》（上海平民出版社1953年11月）、《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徵》（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1月）、《魯迅在文學戰線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
　　文學研究1959年調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曾兼《文學評論》副主編、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顧問、魯迅研究學會顧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
　　60年代後，唐弢主要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和有關現代文學的書籍版本爲主。
　　1961年起，重新開始爲《讀書》與《人民日報》副刊撰寫書話，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輯爲《書話》出版。
　　該書出版後，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
　　在現代文學的研究及理論批評方面：1962年12月出版了《創作漫談》（作家出版社）。
　　1979～1980年，唐弢與嚴家炎共同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全書涉及作家近300人，文藝運動、流派、社團、作家、作品，均放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考察，評述其功過得失，對作品評價較注意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統一。
　　在文藝觀點上，贊成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主張寫真實，認爲文學論文既要有科學性，也要有藝術性，不僅要注意思維方法也要注意表現方法。
　　主張文學史不應該是文藝運動史、政治鬥爭史、思想鬥爭史。
　　應按文學史本身的發展來加以研究和論述。
　　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兩部專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和《魯迅的美學思想》。
　　《魯迅的美學思想》對魯迅雜文的思想特徵和藝術特徵、魯迅的美學思想、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和魯迅佚文的真僞鑑別都有獨到見解。
　　個人生活崇敬魯迅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學者，他的才華涉及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書話》、《魯迅的美學思想》等著作至今仍爲人們所稱道，而由他和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爲全國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風行數十年。
　　與許多名人一樣，他將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後來做，那就是寫一本《魯迅傳》，遺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臨終前，只寫出了10萬字，佔全書計劃的三分之一。
　　唐弢崇敬魯迅，他的一生最光榮的莫過於他與魯迅的交情。
　　當他還不曾和魯迅相識的時候，就時常聽到有人議論，說魯迅多疑，脾氣大，愛罵人。
　　他於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
　　1933年至1934年之間，魯迅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
　　唐弢當時初學寫作，也在這個副刊投稿，偶爾寫些帶「刺兒」的文章，有些人以爲唐弢又是魯迅的化名，便羣起而攻之。
　　唐弢覺得十分內疚，很想當魯迅的面致個歉意，卻又不敢去見，害怕他會責備自己，頗有點惴惴不安。
　　初識1934年1月6日，《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軒請客，一來約經常寫稿的人歡聚，二則爲郁達夫夫婦餞行。
　　唐弢在這裏與魯迅第一次會見。
　　兩人互通姓名後，魯迅接着說：「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在捱罵哩。
　　」唐弢心裏一急，說話也結結巴巴。
　　魯迅看出他的窘態，連忙掉轉話頭，問道：「你真個姓唐嗎？
　　」他說：「真個姓唐。
　　」「哦，哦」，魯迅看定他，似乎很高興，「我也姓過唐的。
　　」說着，就呵呵地笑了起來。
　　原來魯迅曾經使過一回「唐俟」這筆名。
　　唐弢明白過來後，也跟着笑了，很久以來在他心頭積聚的疑雲，一下子，全都消盡散絕了。
　　對待同一思想戰線的人，尤其是青年，魯迅是親切的，熱情1934年7月25日，魯迅午睡時受了風寒，頭痛發燒，渾身無力，接到唐弢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開設的內山書店去要日本書目，於8月9日寄給他。
　　書名上加上箭頭的，是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所推薦，共計9種，魯迅又在箭頭上加圈，選了4種，其他5種，他認爲可以緩買或不買。
　　儘管魯迅不說什麼，唐弢心裏明白：郵局裏的一個揀信生，一下子買不起許多書。
　　可謂設想周到，體諒備至。
　　同一天，魯迅還給另一個青年看了4篇稿子，3篇轉給《自由談》，1篇轉給《動向》，都附有介紹信，自己得到的是「脅痛頗烈」。
　　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徵文，題目是「1934年我所愛讀的書籍」，唐弢填上了韋爾士的《世界文化史》、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較可以看的兩部，在1935年1月號的刊物上登出。
　　同年4月19日，魯迅在寫給唐弢的信裏，把《清代通史》和他認爲還好的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並論，但又指出：「大約有蕭一山的那一種，是說了一個大略的。
　　」魯迅認爲青年人應當讀一點歷史，但他不滿於一般歷史書只記概略，不寫社會生活內容的。
　　從那時起，唐弢對歷史發生了興趣。
　　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學而就歷史，後來又少寫雜文去做編寫文學史的準備。
　　相交唐弢對魯迅越瞭解，就越讚賞他，並且不因讚賞他的智慧而貶低他的人情味。
　　在唐弢的《生命冊上》一書中，憶舊懷人，談到自己和魯迅交往的經過，讓人真實地感受到魯迅風趣、幽默的一面。
　　有一次，一個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學、男女同泳，鬧得滿城風雨。
　　魯迅說：「要徹底劃清界線，不如再一道命令，規定男女老幼，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氣流通，又防拋頭露面。
　　這樣每個人都是……喏！
　　喏！
　　」聽的人已經笑不可抑了，魯迅卻又站起身來，模擬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樣子。
　　還有一次，唐弢和郁達夫一同聽魯迅講故事，第二天會面的時候，郁達夫說：「魯迅厲害。
　　他講的故事，我翻了許多書找不到出處。
　　」魯迅講的故事是這樣的：「某地有位高僧，因爲一生未近女色，臨死時不能死去。
　　徒弟們見他折騰得苦，決定出錢僱個妓女，讓他見識見識。
　　等到妓女脫下褲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來是和尼姑一樣的呵！
　　』說完就斷了氣。
　　」唐弢和郁達夫都佩服這個故事含義的深刻。
　　幫助出版《魯迅全集》文化意味着一種延續。
　　魯迅逝世後，編輯出版《魯迅全集》，成了人們焦急的願望。
　　20冊厚厚的著作，終於在1938年問世，是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在它排印的當時，唐弢也參加了一部分校對的工作，這是他自己討來的差使。
　　書稿中，有的沒定本可據，還有單句的正誤和互通的字義，六七個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樓裏，工作一會，又爭論一陣，就這麼過了兩個月，總算把600萬字校完了。
　　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寫信給許廣平，說是據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齊，還可以結成一冊。
　　後來上海情形大變，這事竟又擱下了。
　　唐弢費盡心思，歷盡驚險才保住了幾箱舊書，只是沒有去翻動。
　　直到1945年，他才翻撿抄錄，開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補遺，並於1946年10月6日魯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對魯迅的追思和紀念。
　　《魯迅全集補遺》出版之後，唐弢又陸續收集了一些魯迅的佚文佚稿，經過一年時間的考訂，於1951年底完成35萬字的續編。
　　能找到的遺文，已全部收在這裏，知道沒有找到的，有《兒童觀念界之研究》譯文一篇；
　　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亞歷山大·勃洛克》譯文一篇，因爲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
　　這爲以後重編《魯迅全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只有影響我們的東西，纔對我們重要。
　　影響不創造任何東西，它只是喚醒。
　　魯迅對於唐弢，就是一個例證。
　　如果沒有魯迅，唐弢是什麼樣子呢？
　　按理，他的存在會告訴人們他是什麼人，但肯定不是現在人們心目中的唐弢。
　　偉人領他走得更遠，那是他自己無法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