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簡介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享年91歲），男，字菊生，號筱齋，浙江海鹽人。
　　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
　　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
　　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2歲。
　　張元濟是中國近代傑出的出版家、教育家與愛國實業家，他一生爲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人物生平張元濟原籍浙江海鹽。
　　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1959年8月14日卒於上海。
　　光緒壬辰（1892）進士。
　　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
　　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政變後被革職。
　　1896年和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
　　1898年冬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注意譯書的選題意義，改變原著重譯兵書爲譯社科書籍。
　　後任公學總理，1902年7月後辭職。
　　1901年，以「輔助教育爲己任」，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
　　1903年任該館編譯所長，1916年任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
　　1926 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
　　1949年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爲全國委員會委員。
　　後被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後擴建爲東方圖書館）藏書，開創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
　　他所參與規劃的《最新教科書》獲得很大成功，同業相率仿效。
　　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
　　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1932年1月29日 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
　　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佔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
　　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爲痛心。
　　」一生對於中國文化、出版、藏書事業貢獻極大。
　　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闢「涵芬樓」爲藏書處；
　　不久，又收盛氏「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
　　1924年名爲「東方圖書館」，1926年對外開放。
　　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
　　藏書共達518 000餘冊，輿圖、碑帖5 000餘種。
　　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誌、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量和規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
　　惜於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燬。
　　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
　　他唯恐此書散佚，對這些書予以著錄。
　　解放後，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樓燼餘書錄》。
　　並將這批書獻給政府，現藏北京圖書館。
　　校印有百納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叢刊》正續篇，輯《續古逸叢書》等幾十種，刊刻古籍數千種。
　　私人藏書頗富，先世已有藏書，他蒐羅益勤，尤嗜宋刻。
　　藏書樓有「涉園」，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九世祖張惟赤闢爲藏書樓，延綿數代。
　　「涉園」藏書千餘種，3 700餘冊，後寄存於合衆圖書館，供衆閱覽。
　　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
　　爲紀念其對文化、藏書事業的貢獻，1987年在海鹽建立了「張元濟圖書館」。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
　　百年中國，許多人都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而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爲中華民族的文明「續命」。
　　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寫就了他的一生。
　　興辦新學1898年發生的戊戌百日維新，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
　　但是，它失敗了。
　　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
　　當時的翰林院裏，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着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
　　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或許是李鴻章賞識張元濟的才華，但李鴻章向盛宣懷推薦他當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還是因爲張元濟在翰林院時，就創辦了通藝學堂，培養西學人才。
　　張元濟在科舉時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當時就認爲中國當時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必須要進行維新，進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
　　所以他要辦通力學堂，就是在京官裏面，擴大他們對新學的知識。
　　他覺得中國那麼積貧積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規，這麼搞下去國家就不行了，應該要引進和學習一些西方先進的東西。
　　光緒皇帝在下詔戊戌變法的第五天，召見張元濟。
　　他進言的是興辦新式學堂、培養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
　　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
　　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
　　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爲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
　　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爲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
　　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書館掌門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
　　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裏，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爲中風已臥牀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羣才。
　　」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
　　與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託於「開啓民智」，認爲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他感到，南洋公學的規模還很小，那些人才遠遠不夠用，他的思想開始從培養一批英才，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口，只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幾句八股文，對於應該知道的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
　　在當今那麼發展的世界上，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
　　張元濟還認識到，開啓民智要出版好的書，要以「扶助教育爲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請。
　　張元濟是翰林出身，學貫中西，他的地位和聲望無疑使商務與知識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間有了一座橋樑。
　　張元濟當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他還聘請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夏曾佑等。
　　張元濟制訂了商務所有的出書計劃，影印古籍，他要選最好的版本；
　　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
　　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
　　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否則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
　　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包括書稿他親自看，有些書他親自編，外面的聯繫他親自出馬，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他都事必躬親。
　　新編教科書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清政府頒佈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張元濟認爲，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爲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
　　討論者從兒童啓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
　　往往因爲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
　　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爲止。
　　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爲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
　　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羣。
　　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佔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30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爲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
　　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
　　書肆風氣，爲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爲廣泛。
　　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
　　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出版鉅子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
　　在上世紀初的文化鉅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鉅子的蛻變，成爲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
　　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
　　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誌着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
　　陳獨秀、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干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
　　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爲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
　　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
　　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閒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爲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爲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幷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
　　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爲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
　　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爲「各方知識分子彙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
　　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
　　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衆開放。
　　影印古籍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
　　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
　　前後印了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彙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
　　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歷親爲。
　　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蒐集挑選，爲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
　　這段經歷，張元濟稱之爲：「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
　　」（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叢刊》出版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四庫全書》，但那部誕生於乾隆朝，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都頗受後來學者的詬病。
　　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成就於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四部叢刊》，無論在選目的精當，還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質量方面，都遠遠超過前者。
　　1928年，張元濟爲《四部叢刊》專程赴日訪書。
　　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裏，他飽覽了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
　　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
　　每到一處，都商借拍攝，帶回上海影印出版。
　　訪書的直接成果則是帶回了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
　　直到今天，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麼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張元濟的《四部叢刊》。
　　古籍流傳世間已久，在歲月的侵蝕下，殘破、墨跡不清是最平常不過的了，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跡描清楚，專業人士稱爲描潤，但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
　　它還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斷其是非。
　　張元濟就是這樣親歷親爲地對每一冊古書，做着初修、精修、覆校、總校的工作。
　　他終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爲止。
　　直到今天，看過張元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歎爲觀止。
　　張元濟是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裏，輯校整理古書，鉤沉、整理進而維繫着中華文化的命脈。
　　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化卻因爲這個國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破壞而淪喪。
　　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懷和毅力。
　　但商務畢竟是企業，蒐集、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
　　有股東在報上寫文章，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
　　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此事決不使公司於營業上有損！
　　」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於管理和經營，《四部叢刊》初編出版以後，光這套書就賺了100多萬。
　　經營上的成功，爲他後來能夠持續地做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叢刊》初編後，張元濟又做了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
　　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
　　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了各種版本，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爲底本，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彙集起來。
　　「百衲」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
　　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爲「百衲本」。
　　顧廷龍先生曾感嘆：「這麼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寫，那些校勘記，那些批註，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心血遭毀當《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校一切就緒，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戰爭來臨了。
　　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中，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爲灰燼，張元濟遭受了人生中無以復加的嚴酷打擊。
　　在上海檔案館現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記錄了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後的景象。
　　那天早上8點多鐘，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
　　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裏邊，瞬間燃燒起來，那些被溶解了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
　　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燬。
　　隨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商務印書館80％的資產被毀。
　　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望着漫天飄舞的紙灰，張元濟涕淚長流。
　　他唯有自責，因爲他太愛書了。
　　他對夫人說：「這是我的罪過！
　　如果我不將這些書蒐羅起來，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他仰天長嘆：「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
　　當年商務被毀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歷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
　　日寇曾經放言：我炸了你一條街，明天就可以修復，但是我炸燬了商務印書館，你就永遠也恢復不了。
　　人物影響張元濟早年中進士，點翰林，激於時勢，抨擊時弊，參與戊戌變法。
　　維新失敗後被革職。
　　1901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他主張教育救國，啓迪民智，苦心孤詣，矢志不移。
　　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刷所發展成爲中國近現代史上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事業機構。
　　張元濟在中國出版事業和文化事業上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編輯宗旨張元濟在參與戊戌變法時，便樹立了昌明教育、開啓民智的理 想，舉辦「健社」、「西學堂」，後任職於南洋公學堂。
　　但在腐敗的舊中國，這種通過政治途徑進行改良的理想，沒有最終實現的可能。
　　於是張元濟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通過編輯出版這條更爲實際的道路來 實現他的智民之舉。
　　通過對編輯文化功能的認識，張元濟確立了他的編輯宗旨，即「以扶助教育爲己任」。
　　 他 認爲，辦教育就應當編輯出版編寫得體、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科書。
　　張元濟提出，要杜絕當時的兩種通症，一是濫讀四書五經，一是用洋人課本。
　　要爲中國辦現代教育，就不能採用四書五經和那些宣傳基督教教義的課本，要採用西方的各種學術，和中國的國民素質、習俗、宗教、政體等結合起來編新的課本。
　　博採衆長，推陳出新，是張元濟編輯教科書的主導思想。
　　張元濟不僅重視知識的灌輸，而且注重新式教科書修身養性之功用。
　　他認爲，編制中小學教科書，尤其是中小學修身教科書，是培養國民新的倫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
　　以商務的第一種新式教科書《最新教科書》爲例，課本內容以提倡愛國、提高民族素質、宣揚中華傳統美德、普及科學知識爲特色。
　　通過學習本國曆史，「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瞭盛衰存亡之故」， 發揮新式教科書使「教者不勞，學者不困，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最新國文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共和國課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書》等一系列教科書。
　　直到解放，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佔全國市場的 6/10，爲普及新知，推動近代中國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昌明教育生平願，故向書林努力來」， 成爲張元濟開啓民智、傳播新學的編輯宗旨的最好寫照。
　　創新意識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 張元濟提出了「喜新厭舊主義」。
　　 19世紀初，西學開始傳入中國。
　　張元濟早年曾進翰林院，飽學中國古典文學。
　　而他作爲一個編輯家，卻積極接受和傳播了新思想，充分體現了他「喜新厭舊」的編輯思想。
　　他重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譯介，編輯出版了嚴復的《天演論》 、 《羣學肆言》、《社會通詮》、《法意》、《日本法規大全》等，還推出《帝國叢書》、《政學叢書》、《商業叢書》、《戰史叢書》等一系列介紹西方情況的叢書。
　　同時他還主持編 輯了《東方雜誌》、《繡像小說》、《教育雜誌》、《小說月報》等順應時代潮流的刊物。
　　這些活動都充分體現了張元濟與時代結合的編輯思想。
　　在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 ，編輯面臨着知識老化、思想觀念陳舊的問題，我們應當借鑑張元濟的編輯思想，以寬容之心和發展的眼光來對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以實現編輯主體的現代化。
　　其次，編輯不應僅侷限於順應潮流，更應有超前的意識。
　　敢爲時代先，開時代之先河，這纔是開拓創新的真正要義。
　　1902年清廷發佈新學堂章程後，各地新式學堂紛紛創辦，張元濟以編輯家敏銳的眼光，立即與高夢旦、蔡元培一道編寫了《最新教科書》，包括國文、修身、珠算、筆算、格致 、理科、農業、中外地理等，風行全國。
　　直至1906年，清政府學部才公佈第一批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在公佈的102種書目中，商務版佔54種。
　　新式教科書的編制實爲張元濟的創舉，他開啓了近代中國出版新式教科書之先河。
　　對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廣，也體現了張元濟的開拓精神。
　　他認爲，「注音字母亦促進教育之一事」。
　　由於他的重視，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國內第一部《國音字典》和《國音學生字 匯》，當時的教育部卻在兩個月後才正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