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鮮於子駿八詠後第一百七十九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製，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餘。餘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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