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

　　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淨。
　　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業於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以人爲殉，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
　　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明後：明君，謂秦穆公。
　　幽隧：墓道。
　　黃腸：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指棺木。
　　張皇：張大、擴大。
　　從邪：指殉葬之作法。
　　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三良」事最早見於《詩經·秦風·黃鳥》。據《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後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爲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願殉葬；有由此探討君臣關係、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軾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爲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說。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說，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雲：「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於桑』是其證也。」馬說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慄」，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爲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後」與「結髮事明君」的細節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於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於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爲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爲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爲官時崢嶸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爲的討伐。其《讀書》一詩云：「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籲。」《詠史》之詠歎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云：「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順宗重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悅」，政局爲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隱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係的討論來看，不得不說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爲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爲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但若過於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爲己有，那麼結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說「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繫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啓發了蘇軾《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中對爲人臣子原則的揭櫫。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後六句爲第二層，是就秦康公來說。秦穆公命令三良爲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雲：「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爲，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後，秦國的東徵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係。《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徵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並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藉此討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脅迫所致，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贏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父親的東徵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說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爲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現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爲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爲是合乎舊俗而有違於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爲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着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討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了宗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說「吾欲討彼狂」，稱康公爲狂亂之人，大加討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爲：「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瞭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討伐康公來討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爲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裏，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可是現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說，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確的命令，因爲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並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