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顒

簡介

　　李顒(1627～1705)，明末清初周至人，明清之際哲學家，與浙江餘姚黃宗羲、直隸蓉城孫奇逢並稱爲海內三大鴻儒。
　　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爲「海內大儒」。
　　李顒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爲「關中三李」。
　　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
　　人物生平李顒(1627～1705)明末清初人，字中孚，號二曲，又號土室病夫，二曲鎮二曲堡人，父李可從，於崇禎十五年(1642)，戰亡於河南襄城。
　　留下李和母親彭氏，無片瓦寸土，度日艱難。
　　彭氏決意教李顒從學，但無力供學，屢被塾師拒絕。
　　李9歲入塾，只讀過20天書，但李發憤自學，僅靠母親紡織縫紉和李打柴換糧，雜以糠菜，維持生活。
　　因之，面色如菜，人稱李菜。
　　李顒在挖菜拾柴的空閒，也手不釋卷。
　　縣內藏書之家，漸知李家貧力學，便任其翻問。
　　李隨閱隨還，數載之間，披覽羣書，寫出了《二十一史糾謬》等筆記體習作，大約30歲時，認爲這不是切己之學，非儒家正脈．便把這些著作燒掉了。
　　從此．潛心於宋明理學。
　　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親3年喪服期滿後，去河南襄城，爲父親「招魂」。
　　常州知府駱鍾麟，派人迎請李講學。
　　常州的士紳名儒爭相聽講。
　　後來駱鍾麟把李講學的內容彙集起來，名爲《匡時要務》。
　　李又在武進、無錫、江陰、靖江和宜興等地講學，所講內容被記錄下來，整理爲《兩庠匯語》、《錫山語要》、《靖江語要》。
　　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陝西。
　　次年主講於關中書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講學，力主講學自由，認爲「立人達人，全在講學；
　　移風易俗，全在講學；
　　撥亂反正，全在講學；
　　旋乾轉坤，全在講學。
　　」與清廷鉗制思想的政策相對立。
　　李所交皆一時名士，平生最爲知己的是駱鍾麟。
　　駱爲浙江臨安人。
　　順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縣，下車伊始，便到李顒草廬，竭誠造謁。
　　駱鍾麟崇敬李的學問和爲人，在生活上大力資助李。
　　次年，80餘歲的關中理學家，大荔人黨子澄，冒雪來周至求學於李。
　　是年秋天，甘肅天水人菜溪嚴，前來訪問，結成忘年交。
　　順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歲的王省庵，來周至拜訪他．相談甚爲投機。
　　康熙年間，學者顧炎武兩次訪問他，探討學術。
　　李顒的學問，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認爲「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
　　「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最爲儆切」。
　　李主張各取所長，重視實學，反對空談，提倡明體適用。
　　他說「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
　　「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並強調「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
　　亦可羞己!」李與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爲體，經世宰物以爲用」。
　　把「格物致知」的「物」擴大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
　　贊同「非氣無以見性」的觀點，說：「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
　　所謂性善者和從而見？
　　」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爲「海內大儒」；
　　有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爲關中三李。
　　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
　　其墓在二曲堡南。
　　人物成就曾講學江南，門徒甚衆，後主講關中書院。
　　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三大儒。
　　清廷屢以博學鴻詞徵召，以絕食堅拒得免。
　　爲學主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以爲「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
　　「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爲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張兼取其長。
　　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
　　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爲體，經世宰物以爲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
　　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
　　所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
　　關學人物青年時代的李顒，讀書涉獵廣泛，凡經史子集、百家釋道，無不閱覽，熟讀深思。
　　按當時習俗，讀書就是爲了應舉，而應舉唯有讀四書，習八股即可。
　　李顒卻博覽羣書，不爲世俗輿論所動，既無家學，又無師承，全靠自學磨練，終於三十而立，卓然成爲清初著名學者，自成一家，聞名關中。
　　連當時全國著名大學者顧炎武也佩服地說：「堅苦力學，無師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 李顒與其他報有亡國的明末遺民一樣，站在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仇視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統統斥之爲「賊寇」。
　　同時，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對滿清入關對推行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表示極大的憤慨。
　　他無意功名，「顧惜名節」，誓不仕清。
　　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修復馮從吾創辦的「關中書院，」聘李顒主講，他謝絕了官府專爲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僕臣僚紳士，又非武棄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寬衣簿袖乃庶人常服。
　　」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講壇，給投降清王朝的漢官首先上了第一課。
　　講學不到三個月，鄂善便以「山林隱逸」舉薦入朝，被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
　　後有詔舉「博學鴻儒」，禮部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太史親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
　　李顒對這些詔舉極爲反感，力辭不就。
　　但催檄如雨，前來威逼的官吏將李顒連同臥牀一併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堅不從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駭而止。
　　李顒這種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關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關中的學者稱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鐵漢。
　　學術思想明道存心以爲本，經世宰物以爲用李顒主張「明體適用」，即「明道存心以爲本，經世宰物以爲用」。
　　他所說的「明體」，指的是弄通理論問題，就是要精心研習程、朱、陸、王的心理之學，取捨其間，明道存心。
　　他所說的「適用」，是指要學會經濟實學如禮、樂、兵、刑，賦役弄屯，乃至外國水法等等，並且必須緊密聯繫實際，不可須臾分離。
　　李顒提倡「悔過自新」。
　　他認爲人性本善，因物慾矇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惡道路。
　　自古以來，學者名儒的理論車載斗量，但都未提出過「悔過自新」四字。
　　他指出六經四書，都是講的「悔過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這個道理去做，則可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明學術、正人心」，是李顒的重要思想。
　　他認爲「今日之計，惟在明學術。
　　學術明，則人才興；
　　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翔洽矣」。
　　他說：「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
　　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
　　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
　　此在今日，爲匡時第一要務。
　　」這是他針對當時社會時弊所提出的觀點。
　　在他看來，當時「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
　　因此，必須加強教化，講明其道德人倫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廉潔奉衆、愛國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進步學者「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下，積極參與反思理學，他曾寫出《匡時要務》，著有《帝學宏綱》、《時務急策》等書。
　　他對張橫渠、呂經野、馮少墟等關學先輩「注重實踐」、「學貴於用」的治學精神尤爲讚頌。
　　他以倡明關學爲己任，對張載關學提出的「四爲」遠大理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給以極高評價：「志不如此，便不成人；
　　學不如此，便不成學；
　　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
　　」但在清王朝實行思想禁錮和文字獄的面前，他卻一籌莫展，思想逐漸抑鬱苦悶起來。
　　於是，他又在宋明理學中尋找出路，他在臥牀養病中，通過對理學的反思，幡然省悟。
　　提出「悔過自新說，使學而有用，必先明學術，醒人心，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否則便是捨本求末。
　　」他專心研究濂、洛、關、閩之學，並與眉縣李柏多次談討朱學和王學。
　　李顒四十歲以後把全部精力放在講學活動中，企圖用教育的方法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關中人子翕然師之」，前來向他求學問教的不僅有學者士人，也有不少農、工、商、賈向他求教。
　　他的得意門生遍及關中各地，著名的有戶縣王心敬、同州白煥彩、富平惠思誠等，李顒講學的稿子和學術問答被其弟子輯成《二曲集》廣爲傳播，使傳統的關學又得以復盛。
　　李顒學問淵博，造詣頗深，在宋明理學、史籍考證、文字訓詁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樹。
　　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間即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堊室雜感》、《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現存陝西省圖書館。
　　實以足下，發明於易李顒常常提到「歸藏於坤」。
　　坤地以內柔爲象。
　　因此，純坤居首之《歸藏》呈之於人者，乃歸萬象於內裏，開闢晦塞而後心明。
　　故李顒感之曰：「『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義。
　　噫，斯其爲天根乎!」（李顒《二曲集》這當然是他「求易於己」的結論。
　　但更是他倡導一切當「實以足下」、從「肯綮處」着力的易學前提。
　　在他看來，人之實者，實在內裏本心；
　　「肯綮處」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
　　所以，其「實以足下」要實在本心實在洗心無疑，其着力開刀處則要落實在人心疾患處無疑。
　　非此，不足以謂之爲大易；
　　非此，則無異於空話而已：問《易》。
　　先生曰：「不知。
　　」又問。
　　先生曰：「不知。
　　」其人固問不已。
　　先生曰：「子之問《易》者何爲？
　　」曰：「《易》乃經中之要也。
　　」先生曰：「子欲知經中之要也何爲？
　　」曰：「諸名公鹹尚《易》也。
　　」先生曰：「然則子之治《易》也，爲諸名公而治《易》，非爲己而治《易》也。
　　不爲己而治《易》，則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討者，乃欲解衆人之所不能解，發衆人之所不能發，誇精鬥奧，作一場說話而已。
　　此其爲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勞已！
　　」（李顒《二曲集》第41頁）因此，李顒「爲己而治易」，主張治易「實以足下」、「一味切己反」。
　　恐惟如此，他纔不爲史家易家之所爲，不潛心解易以易說易，而求易於己，用易於己；
　　恐惟如此，其習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頗有獲益。
　　李顒所論涉及甚廣。
　　人性善惡，悔過自新，明體實用，匡時要務，幾乎處處迸發着思想的火花。
　　其中由易上發微者，屢見不鮮。
　　而最爲典型者，莫過「學髓」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