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鴻儒（1459-1519），字懋學，別號凝齋，明·南陽府（今河南省南陽縣）人。
少小聰慧，敏悟絕人，家貧爲府書佐。
書法歐、顏，作字端勁有古法。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中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官至戶部尚書。
明朝前、中期著名詩人、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
人物生平天順三年己卯（1459年）1歲 出生於南陽府（河南省）南陽縣陸營鄉孟家村（今王宅村）。
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8歲 在本村義學教師的關心和資助下入學受教。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3年）14歲 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縣學。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16歲 在參加知府段堅爲選拔人材舉辦的由40多人蔘賽的「才子宴」上考取第一名，榮獲「南陽才子」之盛譽。
並選錄前8名，其中7人留在府、州、縣中當吏員，知府段堅唯將其送豫山（獨山）書院深造，免繳學費並以自己的俸祿予以資助。
廣交了包括3位王爺在內的一大批朋友。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年）18歲 學業完成，應段堅邀請到府衙當書佐，初出茅廬即以優異的政績受到知府段堅的青睞。
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19歲 段堅提升爲做提學副使，協助教授管理南陽的教育文化事宜。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23歲 按段堅的計劃辭去府衙職事，與吳萍成親後讀書備考。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年）24歲 秋參加在開封舉行的鄉試。
此鄉試共錄取40名（舉人），考取第一名，榮獲「解元公」盛名。
以上都是段堅爲關心和培養步入仕途而做的具體安排。
時知府段堅病，鄉試後回到南陽，料理知府段堅病疾。
長子王可恩出世。
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年）25歲 左右料理知府段堅病至卒，並放棄了會試機會。
在家認真讀書爲參加下一屆會試作準備。
時鴻儒跟着段監在府衙內幹了幾年小吏，手中有了點積蓄，在孟家村置買了30多畝土地，僱了兩名長工幫助父親料理農活，依靠勞動所得，家裏蓋起了7、8間瓦房，用磚砌起了院牆，生活比較富足。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28歲 次子王申邑降生。
參加會試，考中二甲第六名，賜進士出身，步入仕途。
原定留在翰林院任檢討，但由於萬安、劉吉等人的干擾被改爲南京戶部主事。
去金壇賑災，鏟惡除暴使老百姓安居樂業，被授爲戶部員外朗，官職由六品升爲五品。
之後在淮安、風陽摧稅，懲治貪官、惡霸，又著廉績。
弘治四年辛亥（1491年）32歲 升遷爲工部朗中，攜夫人及二子到京城做官。
在任其間對所經辦的各大建築工程精心管理、精打細算，爲國家節約了大量銀兩，而自己兩手清風，一塵不染。
經常寄銀兩回故里孟家村，家中購買了田地建起了新房。
再就是胞弟王鴻漸成親後，許家、呂家陪嫁的東西多，藉此又蓋了不少房屋，已變成了三重院落，數十間房子，特別矚目。
更重要的是由於王鴻儒、王鴻漸雙雙成爲解元公轟動了整個南陽，故世人改稱孟家村爲王宅。
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37歲 被調任爲山西僉事（按察使的佐理官，四品），歷任4年，其間審理、處理了大量冤案、錯案，確保了一方平安。
後晉升爲山西提學副使，成爲一省專管教育、文化的地方高級行政長官，使山西的文化教育、名勝古蹟建設、戲劇等事業獲得極大發展。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46歲 孝宗帝卒，其兒子朱厚照（武宗）繼位後宦官當道，忠良受氣。
正德元年丙寅（1506年）47歲 辭官還鄉。
時可恩23歲，次子王申邑19歲。
回鄉後，適逢母病及卒，守孝3年。
其間寫出「凝齋筆語」留於後世。
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50歲 被任命爲「國子監祭酒」，爲國家最高學府的最高長官。
時夫人吳萍在家照料父親，後娶劉文娟爲妾。
父病及卒再次回王宅赴喪。
數月後三子王協邑出生（劉文娟生）。
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52歲 長子王可恩28歲，中進士，被任命爲望江縣承。
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53歲 朝廷任命鴻儒爲南京戶部侍朗（尚書副職）。
時次子王申邑25歲，庠生。
在任3年，主要的政績是抓好紙幣印製、銅錢鑄造和金融、財稅、商業、外貿的執法，辦了許多利國利民之事。
長媳李蘭君於望江生下長孫王汝愚。
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55歲 春長子王可恩31歲，調任山東寧陽當縣令。
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56歲 被調入京城，擔任吏部右侍朗（二品），成了朝廷要員。
主持考察官吏政績、官職任免、選賢任能、罷免冗官、懲治貪官、奏提留辦事公正而有成效的官員等成績卓著。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年）60歲 被任命到南京去當戶部尚書，官職提升一級，成爲朝廷的一品官員。
時次孫王汝魯降生、王可恩調任池州通判。
新上任之初即觸及南昌寧王宸濠謀反一案，受命督軍餉，父子共同上前線，歷42天官軍破判王。
九月九日因搭背瘡發，醫治無效而卒。
靈柩歸裏之日，南京10萬人送行。
在宛城，王爺親率儀衛部隊開道爲其送終，大小轎50餘頂，車輛100餘乘，加上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樂人，浩浩蕩蕩，擺有3、4裏地遠，葬於王宅村東北角。
朝廷諡爲「文莊」。
其陵園佔地100多畝，內有朝臣名仕的題詞數十首，墓西道旁立下馬碑一座，文官到此下橋，武官到此下馬。
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冥壽63歲 世宗朱厚熜坐朝後，令南陽知府在其陵園內重修三門、碑樓、祠堂等，建築宏偉，金碧輝煌，極一時之盛。
文學創作王鴻儒的散文數量頗豐。
從體裁上來講，多而雜：有「序」、「記」、「文」、「論」、「辯」、「議」、「書評」、「雜錄」、「傳」、「墓誌銘」、「碑文」、「贊」等等；
從內容上講，有記實性的、應酬性的、學術性的、史論性的、政論性的，等等。
而其中思想、藝術價值較高的當屬他的「序」、「論」、「議」、「辯」類散文，它們多表達了作者對政治及史實的見解，多屬政論、史論文範疇。
如其《〈三公篇〉序》中，主要闡述了爲臣之道：君主代表國家，國治則需君仁、君義、君正，而這一切皆需爲臣者「格君心之非」，盡心輔佐君主。
因此，要求爲臣者不只要精心爲政，且要德才兼備。
文章表面上是泛論爲政之道，實乃隱含對當政者亂政的不滿和對時政的警告。
在《讀〈戰國策〉》中，王鴻儒對史書中的「吳敗於越，在於不聽伍子胥規勸，在越國大飢時濟其糧草」的論斷進行了批駁，指出了吳國之敗，根本在於其國內不治，民心背離。
在有些文章中，王鴻儒則直接關涉時政：如《念亂論》中，論述了國家安定的重要性，呼籲世人皆應懷念亂之心，行事以禮，治國安邦。
在《〈荒?政·?治盜〉議》中，作者對現實中盜賊橫生深爲憂慮，並提出了自己的治盜方案：招募勇者，利之以重賞以治盜；
或用間諜，施以「反間計」以瓦解盜賊。
在《治河私議》中，他又針對黃河爲患，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總之，他的政論、史論性文章，皆顯現了他爲人臣的憂國憂民的拳拳忠心，這可作爲其政績卓著的一個說明。
王鴻儒的散文總的來說，表意明晰，務求其理；
文風樸素、自然，不事雕琢、鋪張——與其詩作風格是相通的。
王鴻儒指責辭工而意拙的文風：「自古文士之論，多誇而少實，好騁浮辯而不稽事情。
讀其辭則是非利害真若指掌，考其實則背而馳焉者，往往是也。
此蓋其求工於文，故立意造詞，務出新見而不蹈故常；
其意誠奇，其辭誠工，其實則不然也。
」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點。
董其昌評王鴻儒詩文曰：「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爲趣。
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橫；
其學無所不闕，而束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雕繪；
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宏恢；
於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誹。
」（董其昌：《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明代黃臣引用古人語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黃臣：《書〈凝齋集〉後》。
）顯然，一方面論其創作重於世教，另一方面客觀上道出了其詩文「不工」的特點，而黃臣對此加以褒揚。
類如黃臣評論的還有楊衍嗣，他在《跋〈王文莊公凝齋集〉後》中說：「雖有作者，非雕繪於詞采之末，則摹寫於情景之間。
又或獵僻以爲奇，取俚以爲真古，雖博而不洽詞，雖華而不可適於用者，間以有焉。
以之而進於朝廷，則不足以裨政治；
以之而置於詞林，則不足以鑑古今；
以之而佈於學宮，則不足以勵風教。
亦奚貴乎？
」當然，這些評價難免囿於褒美而失於偏頗，但客觀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鴻儒詩文創作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