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

簡介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黃中黃、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於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市）。
　　曾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
　　1911年後，曾任同濟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廣東軍政府祕書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
　　新中國成立後爲著名民主人士、學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第二任館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人物生平幼年時期1881年，章士釗生於湖南善化縣。
　　其父章錦曾在鄉里爲里正，後業中醫。
　　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
　　13歲時在長沙買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從此攻讀柳文。
　　16歲在親戚家爲童子師。
　　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武昌兩湖書院，在此結識黃興。
　　後執教於朱啓鈐傢俬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
　　次年進上海愛國學社。
　　5月，任上海《蘇報》主筆，由於該報連續登載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
　　7月被查封。
　　8月他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又創辦《國民日報》，建立大陸圖書譯印局。
　　同年冬與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反清活動。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餘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
　　不久被聘爲上海《蘇報》主筆，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並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爲異姓兄弟。
　　四兄弟中，章太炎、張繼、鄒容均有鼓動革命的書籍。
　　於是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一起。
　　於是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國內由此書而知重孫中山。
　　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蘇報》，並先後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七人。
　　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倖得脫。
　　於8月7日又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並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與黃興由上海赴長沙，醞釀華興會的籌建工作。
　　1904年2月，與楊守仁等在上海建立愛國協會，任副會長。
　　楊守仁爲會長。
　　1904年8月，華興會決定當年11月6日在長沙舉行起義。
　　章在上海餘慶裏密設機關，暗中接濟。
　　因事機不密，未經發動即遭失敗。
　　10月，黃興赴上海，召集楊守仁、陳天華、章士釗、張繼、楊度等人開會，準備在湖北、南京等地再舉義旗。
　　後因發華興會在餘慶裏的機關遭破壞，張繼和章士釗等十餘人被捕，再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
　　章士釗等人經蔡鍔託人營救，被關押四十餘天后，得以保釋。
　　出獄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東渡日本。
　　留學時期1905年流亡日本，入東京正則學校習英語。
　　章回顧過去，認爲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一改革命救國爲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
　　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但堅不入盟，後來亦未入其他政黨。
　　1907年，赴英留學。
　　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
　　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入阿伯丁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
　　留英期間，他常爲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攜家眷從英國回國，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給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
　　應孫中山邀由英倫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
　　因視同盟會不合西方政黨標準，主張“毀(舊)黨造(新)黨說”，以施行政黨內閣制，遭同盟會員反對，被斥爲“保皇黨”。
　　章憤而辭職，應袁世凱之邀北上。
　　袁贈巨宅，委以北京大學校長，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
　　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爲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
　　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
　　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譁，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於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週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製等引起國人注意的問題。
　　1913年3月，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反嫁禍於黃興。
　　章由此看出袁之險惡，乘隙逃離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孫中山、黃興，奉孫中山命，聯岑春煊反袁，並草擬了《二次革命宣言》。
　　7月由孫中山任命爲討袁軍祕書長。
　　“二次革命”失敗後，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鍾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發表《政本》一文，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
　　章倡言革新，反對專制，提倡共和，反對袁世凱，但反對暴力激進手段。
　　批評革命黨有“好同惡異”之弊，力主調和精神。
　　任職時期1914年發表《學理上之聯邦論》等一系列關於政體的文章，宣稱聯邦制可以用輿論力量達到革命的目的，引證西文學說，結合中國政治實際，文法謹嚴，理論充足，爲時人重視。
　　7月任歐事研究會書記。
　　1915年冬，袁世凱公開稱帝，護國軍起。
　　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章士釗出任軍務院祕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祕書長。
　　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總統。
　　章士釗留居北京，任國會議員，並應蔡元培之邀請，受聘爲北京大學研究所倫理教授。
　　1916年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任祕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祕書長;6月黎元洪繼任總統，赴北京與黎洽商善後。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週刊。
　　1917年11月，應陳獨秀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講授邏輯學。
　　兼圖書館主任，並被選爲國會衆議員。
　　章並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祕書長。
　　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持楊昌濟手書拜見章，求予資助。
　　章當即以二萬元鉅款相贈，毛以一部資助赴法學生，一部用於湖南革命活動。
　　1921年春，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威爾斯、肖伯納、潘悌。
　　章與諸人講座後，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1922年，周恩來等在歐洲創建共青團，託章將一部印刷機由法國運至德國，章照辦無誤。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章士釗在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朋友。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
　　10月曹錕賄選爲總統，章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
　　1924年，段祺瑞上臺。
　　章主張譭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
　　44歲的章士釗投入北洋軍閥集團。
　　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委章爲司法總長。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
　　章受命後，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佈大學統一考試，合併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 [1] 。
　　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願罷免章士釗。
　　章遂辭職赴滬，後經段祺瑞挽勸，乃復任司法總長之職。
　　7月發行《甲寅》週刊，反對新文化運動。
　　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總長，要他繼續“整頓”學風。
　　章不顧人們的反對撤換了一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
　　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後又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
　　因章的《甲寅》雜誌作爲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一虎，當時人們稱之爲“老虎總長”。
　　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章任段政府祕書長。
　　後被國民軍驅逐下臺，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週刊。
　　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魯迅著文痛罵段祺瑞、章士釗爲“落水狗”，由是惡名遠播。
　　1927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
　　1928年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後，因章系執政府之高級官員，曾被通緝，乃赴歐洲遊歷。
　　1930年受張學良之聘回國，任瀋陽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一八”事變後，章士釗回到上海，爲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自動站出來爲陳辯護，請求法庭宣佈陳無罪。
　　其“辯論狀”着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
　　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並先後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
　　岑春煊等西南軍閥排擠孫中山，操縱南方護法軍政府，岑任總裁，章出任祕書長。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爆發後，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維新”僞政府成立，漢奸梁鴻志誘章入夥，被章拒絕。
　　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38年6月起，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3年著《邏輯指要》在重慶出版。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戰後問題;“雙十”協定簽字後，毛因事滯留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徵詢章對形勢看法，章在手心寫一“走”字，耳語“三十六計，走爲上”，勸毛速離險境。
　　解放時期1946年回上海，在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並續任律師;同年11月當選爲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行憲後，當選爲立法院立法委員。
　　解放戰爭後期，他作爲“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爲國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共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
　　章返上海後，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一定作用。
　　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爲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
　　4月22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
　　嗣後去香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
　　章託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總統委派與邵力子、張治中、劉斐同來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和平談判。
　　因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雙方代表草擬的協定，乃留居北平。
　　繼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潛，勸說程、陳(陳明仁)起義。
　　9月，他應中國共產黨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從此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爲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先後當選爲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爲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2年，他與葉恭綽等人聯名上書毛澤東，呼籲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蹟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與臺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一問題。
　　1957年，中共整風，章發言中有語“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被責令檢討，經毛澤東干預始得解脫。
　　1959年10月，任館長。
　　晚年以大部分時間從事文史研究工作，並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文。
　　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爲《柳文指要》一書。
　　1961年，國窮民困之際，毛用稿費以“還錢還利”爲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給章以解其困，送滿十年。
　　1963年，毛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範四老到中南海，並各攜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蘭亭集序》真僞之辯，高二適駁郭沫若文章發表受阻，章向毛推薦高文，得以通過。
　　“文化大革命”中，當造反派的矛頭直指“劉鄧司令部”時，他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不顧個人安危上書主席，坦誠陳言，意欲力挽狂瀾。
　　“文革”初期，章遭批鬥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來接章到301醫院予以保護。
　　章對劉少奇命運十分關注，致函毛、劉調解，要劉效廉頗藺相如故事向毛負荊請罪，以求團結共事，卒被殘酷現實打破。
　　從此專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於1971年出版，爲“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爲期盼的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爲此，不顧92歲高齡隻身前往香港爲恢復同臺灣的聯繫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最後的貢獻。
　　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臺灣方面會談兩岸統一事業，功未竟而身先死。
　　享年92歲。
　　在京舉行追悼會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均到會行禮致哀。
　　思想主張調和立國調和立國論是章士釗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1910—1919年間其思想言論的基本線索。
　　這也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總結。
　　1962年，年過八旬的章士釗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許。
　　”這麼冷靜的反思，他早在民國初年就開始了。
　　因爲言論不被國民黨所採納，他便掛冠而去;但他立即另辦一個《獨立週報》，繼續履行輿論監督職責。
　　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靜總結和反思的好時機。
　　在參與國民黨重要政治派別歐事研究會活動的同時，他在自己創辦和主編的《甲寅》雜誌上，他提出和系統論述了“調和立國”論。
　　這個理論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也嚴肅地批評了以孫文爲代表的激進主義錯誤，鼓吹建立以調和、寬容爲基礎的多元互動的社會運行機制。
　　在他看來，專制是逆時代潮流的反動禍害。
　　他寫道：“專制者何?強人之同與己也。
　　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於專制。
　　故專制者，獸慾也。
　　遏此獸慾，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之。
　　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爲革命。
　　抗之以常，則爲立憲。
　　抗之以無可抗，則爲諫諍。
　　”“孟德斯鳩曰：‘且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
　　彼以爲，異者，亂之媒也。
　　’……彼雖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連，到處可通。
　　”他毫不含糊地認爲，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錯誤，以袁世凱爲首的專制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嚴重。
　　與此同時，他一再指斥另一種極端——“暴民專制”。
　　他說：“往者清鼎已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
　　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黨人“未能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爲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
　　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漫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
　　”章士釗沒有停留在現象層次。
　　他指出，中外歷史一再證明，走向極端，拒絕調和，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民國初年，以批判態度觀察政局發展的中國人爲數不少，但能聯繫世界歷史全局反覆思考的卻不多見。
　　針對這樣的現實，章氏認爲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應以調和立國論爲指導，作出相應的轉變。
　　他清醒地看到，空談化同迎異，不能真正確立這樣的風氣和社會運行機制。
　　關鍵要培養對抗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
　　以農立國他提出“農國”論，幾乎全盤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社會政治理念。
　　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反對現代化的理論。
　　其要點是：中國一貫以農立國，必須堅持這個傳統。
　　拋棄一切與工商立國相關聯的追求與制度。
　　在政治領域，一反前期的主張，不要總統、國會、政黨等等與工商國有關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覆演講，說民初以來政局混亂，戰禍連綿，都是走錯了路，把不切中國國情的制度搬到中國。
　　“吾國禍亂相尋，自辛亥迄今十二年無寧日者，徒以大選無方，奸雄竊發已耳。
　　不去選事，亂無由已……西土現制之有裨於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國會，斷乎無復自存之值。
　　”選舉、總統、國會、政黨……通通不要。
　　“一言以蔽之，吾爲農國，不能妄採工業國之制度。
　　”迴歸傳統進入20年代，章士釗的思想起了巨大變化。
　　引人注目的是他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
　　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章士釗已爲文學和道德領域破舊立新深感憂慮。
　　他說：“今人講新文學，頗採報端之見，揮斥一切舊者，欲從文學上劃出一新紀元，號之曰新。
　　愚謂所見太狹，且亦決不可能。
　　”“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人心世道之憂。
　　莫切於此。
　　”因此，他認爲：“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
　　”本來強調橫向寬容的調和，轉而注重縱向新舊融合。
　　隨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更趨堅決。
　　與此同時，章利用《甲寅》週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仍然我行我素。
　　1921年10月歸來後，章士釗態度改變。
　　以反對直線發展觀爲藉口，他斷言：“所謂文明野蠻，不過循環蟬遞”。
　　“新舊並無一定之界限，何者爲新，何者爲舊，很難於斷定……新舊是循環的，昔日以爲新者，今日或視爲舊，甲地以爲舊者，乙地或反視爲新。
　　”“故思想之進化，亦是循環的，並無新舊之不同。
　　”於是，新文化運動全都是無事生非，有害無益。
　　白話文在他看來更是“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簡直是奇災大禍。
　　其惡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
　　”婚姻家庭娶吳弱男章士釗24歲時，結識了19歲的吳弱男。
　　4年後，於1909年兩人在英國倫敦結爲夫妻，第二年29歲時有了大兒子章可。
　　在章士釗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吳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
　　納奚翠貞1919年，章士釗在上海時，經黃金榮介紹結識了一個青樓女子(一說是黃的乾女兒)奚翠貞，瞞着吳弱男暗中交往，1924年後，公開與奚同住。
　　吳弱男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容不得章納妾，吵鬧之後於1929年斷然分居(時年她42歲，章48歲)，攜三個兒子(二兒子是季羨林同學，二三子都在抗戰時去世，沒有成家)去往歐洲。
　　章士釗在上海當律師時接了一筆官司，一個賣昂貴康克令金筆的女營業員和一個早有婚配的大家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