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灝

簡介

　　翁文灝（1889—1971），字詠霓，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
　　出生於紳商家庭，清末留學比利時，專攻地質學，獲理學博士學位，於1912年回國。
　　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中國早期的最著名地質學家。
　　他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中國第一張着色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並出版地震專著的學者、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活動和金屬礦牀形成理論的首創者、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的組織領導者。
　　人物生平1902年，翁文灝13歲時通過鄉試中秀才。
　　後來到上海讀書，在法國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學習外文，後到歐洲留學，專攻地質學。
　　1912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地質學博士。
　　獲理學博士學位。
　　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事。
　　1913年，翁文灝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創辦了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在搞地質研究的同時，也招收中學畢業生入學培養地質人才。
　　這是我國第一個從事地質研究和培養地質人才的機構。
　　1922年翁文灝繼丁文江後任該所所長，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
　　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爲清華地質學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長。
　　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爲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但亦未受；
　　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
　　1932年，翁文灝先生爲國民政府所延攬，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即資源委員會的前身）祕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
　　在這期間，他一直沒有中斷對我國資源的調查和研究，如對甘肅油礦局，天府、南桐等煤礦都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灝任焦作中福煤礦整理專員，併兼任中國礦業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的前身——焦作工學院常務校董。
　　對當時的私立焦作工學院多有關懷。
　　1949年3月，翁文灝博士任臺北總統府祕書長等職。
　　1935年12月，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
　　1934年，翁文灝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車禍以致昏迷。
　　得蔣介石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
　　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
　　1937年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及經濟建設。
　　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
　　1948年6月，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任政府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
　　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制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
　　翁內閣於11月總辭。
　　次年初蔣介石下野，翁於2月任李宗仁之總統府祕書長。
　　至5月，李宗仁主事與共產黨和談失敗，翁辭去祕書長之職，並出國至法國。
　　同年，翁文灝被評選舉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9年春，翁文灝先生脫離蔣介石集團，初居香港，後移居法國巴黎。
　　1951年，經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翁經香港回到中國，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國民黨高級官員。
　　翁在1948年曾被共產黨列爲戰犯，回國初期曾因不積極批蔣而受壓。
　　1954年後，獲任政協委員，之後主要從事翻譯及學術研究。
　　文革中得特別保護而只受少許衝擊。
　　曾任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
　　同時，他仍專注於祖國的地質事業。
　　他對地質學造詣很深，對著名的大陸漂移說和燕山造山運動的闡述與發展貢獻卓著，爲祖國地質事業和地質科學奠定了基礎。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灝病逝於北京，享年82歲。
　　人物主張經濟主張作爲學人，翁文灝主張中國必須走工業化道路方可富強，以臻現代化。
　　他服膺孫中山遺教，認爲在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應避免貧富不均，必須實行民生主義，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他尤其主張凡國防及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工礦企業，均應由國家出面、出力來辦。
　　「欲使（中國）工業化成功，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及以重工業爲核心。
　　中國重工業的振興，不宜悉賴私營，而須由政府以國營方式奠定基礎。
　　」以後他之所以願意出山從政，主持中國工業建設，與此初衷不無關係。
　　涉外主張翁文灝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求不要空喊口號，而要面對實際。
　　他要求政府首先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形式不妨淺陋，利益不妨實在」。
　　對社會輿論則主張有理性，要求大家體諒政府的困難，不要要求政府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
　　「現在我們應要求全國謹守秩序，勿做軌外行動。
　　」此種態度，頗得蔣介石欣賞。
　　人物軼事國共之爭1948年底，國共之爭勝負已成定局。
　　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佈了一個四十餘人的戰犯名單，這時的翁文灝雖已不過是掛名的政務委員，但因其曾高居國民政府院長之位，也赫然在焉。
　　1949年，翁文灝先赴香港，後轉法國，1951年3月，經多方周密籌劃，翁文灝輾轉回到北京。
　　「戰犯」的帽子沒有嚇退翁文灝海外歸來的腳步，證明中共和翁文灝之間的距離至少不像「戰犯」這個詞彙所張揚的那麼大。
　　陳毅進入上海後在和翁文灝友人的談話中提及翁時曾說：「翁文灝是書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國內，我們也不會爲難他。
　　」陳毅「書生」一詞經友人之口傳到了翁文灝耳中，正在海外飄零而且從心底裏不願做「白華」的翁文灝想必別有一番感觸，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迴歸的決心。
　　陳毅所說的書生也許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對翁文灝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畢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長」、「戰犯」這些外在的東西終究不好靜悄悄地消化，翁文灝要融入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土壤還需付出艱苦的心力。
　　等着這位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的，首先是如何表態與過去決裂。
　　這一過程堪稱一波三折，早在他滯留海外僅有回國之想時，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來可以，但需在回國前寫一悔罪書公開發表，翁揮筆寫就，而文內居然還有「委員長蔣」、「行政院長宋」等字樣，連居中溝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來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國，悔罪一事暫且放在一邊。
　　但一俟翁文灝在京定居，怎樣認識充滿罪惡的過去並與之決裂仍然是個逃不過去的大關目。
　　面對這個問題，翁文灝最感難邁的坎是「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
　　像翁文灝這種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況是於己有知遇之恩的舊主？
　　要他自責容易，去罵別人卻戛戛乎其難了。
　　政協委員當選爲政協委員的翁文灝寫下過不少應景詩。
　　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別提醒讀者，「詩集的內容，特別是大躍進時期中的見聞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可笑的，但這並不代表作者深層次的真實思想，而是對那個在極左思潮統治下，巨大政治壓力時代的寫照」。
　　其實我看這未免求之過深了。
　　那些歌頌大躍進之類的詩未必不是作者真實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灝這樣富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不被那個年代中特有的熱火朝天的氣氛所感染的，試讀一首關於北京城拆除牌樓的詩：「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樓次第落埃塵。
　　堂皇封建宏規範，窒礙交通阻轍輪。
　　自古先成終有毀，於今革舊更闡新。
　　長安街道從來闊，此日更欣車振轔。
　　」知識分子中沒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儘快除舊佈新，這種情感是真誠的。
　　即使在高歌突進的整體氛圍中，作者並未全然麻醉，一首題爲《農婦入城投傭》的詩，色調和整體氛圍相比是如此的不協調，詩中說那些因受災生計無着，不得不入城做傭工的農婦「土地曾欣分廿畝，水旱尚自受千災。
　　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
　　子死父老垂盡日，婦人偷走入城關」。
　　「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對比強烈，而「婦人偷走入城關」中，一個「偷」字，也是煉字的好例。
　　對這首詩，一般人看了大概以爲是記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事，其實不然，詩實寫於1954年8月，對一般讀者而言，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
　　至於作者回顧平生的長詩《洄溯吟》，對研究作者的人來說，其價值當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灝舊曾於1946年刊行《蕉園詩稿》，這個集子沒選。
　　就本集已選的作品，作者的詩藝實不能說高明，這不必諱也無需諱，作者本來就無意作吟風月弄花草之詩人。
　　近人舊體詩詞集的價值往往在詩詞之外，於此又得一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