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

簡介

　　劉師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號左盦（庵），漢族，江蘇儀徵人。
　　劉貴曾之子、劉文淇曾孫。
　　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詩錄》四卷、《詞錄》一卷。
　　著有論經學（以小學、左傳學爲主）、史學（開創近代中國學術史體）、文學（主張「六朝文」，維護揚州學派駢文之文統）專著七十四種。
　　收入民國二十三年（1934）寧武南氏刊本《劉申叔先生遺書》。
　　該本號稱最善，然時值日本扶植滿洲國，劉師培於《民報》時期所撰論滿洲非中國種族之文字俱被刊落，又早期刊發於報刊之文字，失收亦頗多。
　　人物生平在母親李汝諼的教授下，他8歲就開始學《周易》辨卦，12歲讀完四書五經，並開始學習試帖詩，有《水仙花賦》、《鳳仙花詩一百首》等。
　　1897年起開始研究《晏子春秋》。
　　1902年劉師培中舉，次年在上海結識章太炎，並改名光漢，歸途經過上海，結識了章太炎，撰寫《攘書》等，參入反清宣傳。
　　1904年春，劉師培參加開封會試。
　　臨行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呼籲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
　　落第回鄉後回揚州，創辦師範學會和協助揚州鄉人出洋留學社，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支持學生運動；
　　又作《黃帝紀年論》，提出以黃帝紀年取代封建帝王紀年。
　　同年秋，劉師培受王無生（字鬱仁）的影響，到上海與章太炎、蔡元培、謝無量等一起參加反清革命，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積極爲《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的語言，向民衆宣傳普及革命主張，作《中國民族誌》。
　　當年《警鐘日報》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難。
　　1905年，劉師培參與編輯的《警鐘日報》，爲之撰稿，先後刊發《週末學術史序》、《南北學術不同論》、《論文雜記》等著作，爲近代學科意義上中國史學、文學、學術史研究之先驅。
　　又受章太炎啓發，撰寫《小學發微》，引用西方社會學學理，重新闡釋清儒文字音韻之學。
　　由於公開辱罵德國人遭通緝，化名金少甫，逃亡嘉興，協助敖嘉熊處理同盟會溫臺處會館事務。
　　1906年春，劉師培至蕪湖，與陳獨秀在安徽公學組織嶽王會和黃氏學校，宣傳革命，同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學教科書》、《倫理學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和江蘇、安徽、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等。
　　1907年春節，應章太炎等邀請，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與章太炎等參與民起亞洲和親會，先後發表了《普告漢人》、《悲佃篇》、《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
　　同年6月，受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劉師培夫婦發起成立「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現人權平等，實行無政府主義，鼓吹女權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和苦魯鮑特金《麪包掠奪》、《總同盟罷工》等，在同盟會之外另立旗幟。
　　因爲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
　　因爲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章太炎擬赴印度學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
　　於是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並與章太炎關係破裂。
　　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於1908年11月全家回國。
　　1909年，劉師培夫婦在上海充當端方暗探，因出賣張恭，姻弟汪公權被王金髮擊斃。
　　於是劉師培公開入幕，爲端方考訂金石，兼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
　　又拜徐紹楨爲師，研究天文曆法。
　　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劉師培隨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等職。
　　1911年隨端方南下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被革命軍拘捕。
　　辛亥革命勝利後，由孫中山保釋。
　　後任成都國學院副院長，兼四川國學學校課，講授《左傳》、《說文解字》等，與謝無量、廖季平（廖平）、吳虞等共同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
　　作《廢舊曆論》等。
　　1913年6月與南下尋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師。
　　後由南氏介紹，劉師培投靠閻錫山，任高等顧問。
　　又由閻錫山推薦給袁世凱，任參政、上大夫。
　　1915年8月，與楊度等發起成立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爲袁世凱稱帝鼓吹。
　　洪憲帝制失敗後，流落天津。
　　1917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先後開設「六朝文學」、「文選學」等課程，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傳世，爲近現代中國文學史研究首屈一指之鉅著。
　　1919年1月，與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 成爲國粹派，在北大主導發起《國故學刊》。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結核病逝於北京，年僅36歲。
　　人物貢獻劉師培作爲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於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等，具有開創意義；
　　關於《左傳》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徵》、《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
　　他研究《周禮》所著的《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在日本時，他與章太炎（字枚叔）齊名，當時有「二叔」的說法。
　　他在北京大學時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先生在1928年時說：「我看過的已刊的書（指中國文學史一類），無一冊好。
　　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太多。
　　」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著名演講中，魯迅推薦說：「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爲容易了，因爲已經有人做過工作……輯錄這時代文學講座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同時聲明：「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
　　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詳一點。
　　」劉師培對清初湯斌等人的僞道學也有清醒的認識，使這些以道學之名博取顯宦名位的伎倆曝露於陽光之下：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僞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僞學之風昌」，把理學稱爲「僞學」，還預備專門立有「學案」；
　　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
　　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
　　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
　　世界語者劉師培早年在日本向大杉榮君學習世界語，並在《天義》、《衡報》等刊物上宣傳世界語。
　　據說1908年從日本返回上海後，曾大力提倡世界語，建立世界語組織。
　　人物事蹟風雲人物清末民初，劉師培是個風雲人物，既在政治舞臺上不斷有令人矚目的表演，從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到清廷幕僚、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又在學術舞臺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
　　這樣一位橫跨政、學兩界的聲名顯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後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度過的。
　　此時的北大，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劉師培在校本以講學育人爲主，且取得垂範後世的成就，但在這一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下，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
　　考察劉師培在北京大學的這番經歷，顯然有益於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於在細節上深化對以北大爲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
　　北大文科學長1917年初，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隨即援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就職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薦因擁袁稱帝失敗而避居天津的劉師培來北大任教。
　　據與晚年陳獨秀來往密切的臺靜農說：「關於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據我聽到的，還是陳獨秀先生的意思。
　　當袁世凱垮臺後，獨秀去看他，借住在廟裏，身體羸弱，情形甚是狼狽。
　　問他願不願教書，他表示教書可以，不過目前身體太壞，需要短期休養。
　　於是獨秀跟蔡先生說，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實際上，蔡元培與陳獨秀皆是劉師培的舊友。
　　1903年，劉師培在上海分別與兩人相識，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編輯《警鐘日報》時，首先向蔡提及陳獨秀（注：「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陳獨秀字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見《蔡元培自述》，轉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冊，從而使蔡對陳留下深刻印象。
　　此後雖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導致他與蔡、陳的關係有所疏遠，但蔡、陳二人始終是關注他的動向並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當劉師培因隨端方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而被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權四川軍政府資州軍政分府拘留時，身爲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與章太炎聯名在《大共和日報》上刊登《求劉申叔通信》，稱：「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爲宵人所誤，陷入範籠。
　　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
　　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
　　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
　　」在得知劉師培下落後，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義致電四川，要求將劉護送來部，「以崇碩學」。
　　（載《臨時政府公報》第1號）同時，身爲安徽都督府祕書長的陳獨秀也與人共同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希望對劉師培能「矜全曲爲寬宥」，「延讀書種子之傳，俾光漢（劉師培曾用名劉光漢）得以課生著書贖罪」。
　　（載《臨時政府公報》第2號）可見他們都視劉師培爲飽學之士，人才難得，不忍見其獲罪。
　　），尤其是陳獨秀。
　　所以這次陳向蔡薦舉劉師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何況劉以國學大師著稱，蔡又以「兼容幷包」爲辦校宗旨。
　　中國文學門教授劉師培進入北大後，出任中國文學門（1919年改爲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導教師，併爲國史編纂處纂輯員，月薪280元。
　　（注：《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他所擔任的課程有：1917至1918學年，「中國文學」（一年級、二年級每週各三小時）、「中國古代文學史」（二年級每週三小時）；
　　1918至1919學年，「中古文學史」（二年級每週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週六小時）；
　　（注：《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1919至1920學年（注：劉師培於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該學年僅完成小部分教學任務。
　　），「文學史」（二年級每週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週四小時）。
　　此時的中國文學門，人才薈萃，與劉師培共同執教的有黃侃、黃節、吳梅、錢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爲一時之選。
　　聽講的學生有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傅斯年、許德珩、鄭天挺、羅庸、楊亮功、夏承棟、張煦等，大都在後來卓有成就。
　　關於劉師培的教學情形，楊亮功曾有回憶：「劉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學史，他所講的是漢魏六朝文學源流與變遷。
　　他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但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不攜帶片紙隻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講下去。
　　聲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經驗之言。
　　他最怕在黑板上寫字，不得已時偶爾寫一兩個字，多是殘缺不全。
　　」「劉先生教我們於漢魏六朝文學中每人任選擇一兩家作專題研究。
　　他認爲研究任何一家文學必須瞭解其師承所自、時代背景及其個人身世。
　　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兩家。
　　有一時期我專致力於魏晉六朝文學，這也是受了劉先生的影響。
　　劉先生在北大授課時肺病已到第三期，身體虛弱，走起路來搖搖欲倒，真是弱不禁風。
　　他在颳風下雨的時候，照例是請假。
　　」(P661)馮友蘭也回顧道：「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
　　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
　　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
　　當時學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說：「君（指劉師培）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爲學生所歡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後分別成立了研究所，劉師培與其他教授一樣，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
　　他所指導的研究科目起初爲「文」和「文學史」，定每月第二週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別與「文學史」、「文」兩個方向的研究員（注：按研究所規則規定，凡本校畢業生都可以志願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級學生及與本校畢業生有同等程度的學者，經研究主任或校長認可後亦皆可入所研究，這些人均稱爲研究員。
　　）會面1小時，研討該主題下的具體問題。
　　後來具體日期稍有調整，但仍是每月分別指導一次。
　　從1918學年起，劉師培所擔任的研究科目調整爲經學、史傳、中世文學史、諸子四科，國文教員中，他擔任的科目最多，次爲黃侃，擔任自漢至隋文、文選、文心雕龍三科，餘者僅擔任一科，如朱希祖：晉以前詩史；
　　錢玄同：文字學（形體、音韻）；
　　吳梅：中國曲史；
　　劉半農：中國謠諺史；
　　周作人：唐以前小說史。
　　（注：《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由此可以看出，身爲國學大師的劉師培，因具有廣博的知識素養和造就（其所擔任的四科已橫跨經、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導之研究者以貫通的學術訓練，這在當時已形成多專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隊伍裏至爲難得。
　　不過，由於身體欠佳，後來他已很難定期指導，只能時而與諸研究員開會研討。
　　國史編纂處纂輯員在擔當中國文學門教授、文科研究所導師的同時，劉師培還被聘爲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袁世凱當政時，曾聘湖南名士王闓運主持成立了國史館，王死後，機構徒有虛名。
　　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決定將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改爲國史編纂處，以蔡元培校長兼任處長。
　　國史編纂處分纂輯與徵集二股，纂輯股纂輯民國史及歷代通史，徵集股掌徵集一切史料。
　　不久，蔡元培便聘劉師培、屠寄、錢恂、張相文、葉瀚、沈兼士、周作人等爲纂輯股纂輯員。
　　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國史編纂處報送的國史編纂略例，該略例規定：「通史部先編長編及辭典」，「長編分爲政治史、文明史兩種。
　　政治史長編分爲年表、大事記及志三類。
　　……文明史分爲經濟、風俗、宗教、科學、哲學、文學、美術等類」。
　　「長編寫定後，始由專門史學家編爲通史。
　　」各纂輯員按此規定有所分工，劉師培負責通史部政治史長編之「志」和文明史長編之「風俗」。
　　他爲這項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務員與書記的協助下，很快就編出大量稿本。
　　在1918年6月20日召開的國史編纂處會議上，他所提交的編纂報告爲：「一、文明史風俗類，預定長編六冊（三代一冊、秦漢一冊、三國南北朝一冊、唐五代一冊、宋遼金元一冊、明清一冊），已編纂長編三冊（三代一冊經傳已採畢，子書採輯過半；
　　三國南北朝一冊正史採畢，餘尚未採）。
　　二、政治史志（三國南北朝），預定長編十二冊，已編長編四冊（歷律一冊缺周隋，兵一冊採至齊梁，輿服一冊採至齊梁，職官一冊晉以下未採，凡已見正史各志均未採）。
　　」在1919年3月上報的《國史編纂報告》中，又有《纂輯員劉師培報告書》，內容爲：「（一）政治史長編冊數三十六冊：歷律志長編三冊、兵志長編七冊、禮志長編十三冊、刑法志長編五冊、樂志長編四冊、輿服志長編四冊；
　　（二）文明史長編冊數二十七冊：三代風俗史長編六冊、秦漢風俗史長編九冊、三國風俗史長編二冊、六朝風俗史長編十冊。
　　」這一工作實爲編纂完善的中國政治史和專門史（文明史實即各類專史）打下了良好基礎，而且對劉師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編《中國歷史教科書》既已採專史合編形式，其專史分類與國史編纂處此次的分類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這項工作來駕輕就熟，成效顯著。
　　遺憾的是，當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之際，徐樹錚乘機向國務院提出以消北大國史編纂處，收回直屬國務院，仍稱國史館，致使這項工作被迫中斷，所取得的成績完全付之流水了。
　　不問世事除教學和研究活動外，平日裏劉師培是不大在校園中露面的，他自己說，因「抱疾歲餘，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
　　周作人也回憶道，與劉師培「同在國文系裏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
　　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里，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選：自傳·知堂回想錄》第430、431頁。
　　按周作人之回憶個別細節有誤，他並非在北大僅見過一次劉師培，查《北京大學日刊》，兩人至少在國史編纂處會議上見過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會議，兩人同時出席。
　　不過說劉師培深居簡出，總體上是對的。
　　）。
　　不過儘管如此，劉師培也並非不問世事，有些校內事務還是參與的。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進德會，徵求會員，劉師培很快便加入其中，並在6月1日與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等一同當選爲該會評議員。
　　同年4月30日，《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編竣發行，劉師培在其上發表《題詞》，以所擅長的華麗駢文表示對北大建校二十載的祝賀。
　　另外，應李泰fēn@①之請，還曾在經學上指教於他。
　　中國文學建樹在北大的三年裏，劉師培學術上所做影響最爲深遠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關「中國文學」、「文學史」課程的講授與《中國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它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並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後世的「典範」。
　　北大之有「文學史」課程，是從1903年開始的。
　　這年頒佈的《秦定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之「中國文學門」需開設「西國文學史」、「歷代文章流別」等課程，並提醒教員「歷代文章流別」一課，可仿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自行編纂講授」。
　　此前講授「詞章」，以吟誦、品味、模擬、創作爲主，着眼於訓練技能；
　　如今改爲「文學史」，則是一種知識傳授，並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此舉更接近日本及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思路」。
　　1904年，國文科教員林傳甲刊印了他的講義《中國文學史》，是爲第一部借鑑和運用西方文學史著述體例而撰之中國文學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開始在京師大學堂文科居於優勢。
　　這年，對桐城文章情有獨鍾的古文家兼翻譯家林紓進入大學堂任教（注：目林紓爲桐城派已爲一般論者所認同，「實際上林紓從未認爲自己屬於桐城派，當時桐城派的幾位主要人物也從未將他列入門牆」。
　　見王楓：《林紓非桐城派說》，《學人》第9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頁。
　　所以這裏是將林紓作爲桐城派的同盟者來看待。
　　），不久桐城派的馬其昶、姚永概、姚永樸等先後進入任教，姚永概還曾一度擔任文科教務長，桐城派就此穩居上風。
　　他們的課堂講授和有關講義非從文學史入手，而是回到了傳統文論的老路上去，與當時增加「文學史」課程的要求不符。
　　1913年何yù@④時任北大校長後，謀求對學校加以整頓，結果是林紓與姚永概因校園裏的人事糾紛及文派之爭，一併去職。
　　第二年，胡仁源出長北大，夏錫祺被任命爲文科學長，開始引進章太炎一系的學者，章的弟子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黃侃等陸續進入北大任教。
　　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其後彙集講義而成《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頗得時譽，成爲代表《文選》派的文論名著。
　　與此同時，姚永樸仍在北大講授桐城派的理論，著《文學研究法》，亦頗得時譽。
　　雙方在文學觀念上針鋒相對，但桐城派自林紓、姚永概離去後已是元氣大傷，《文選》派則有章門弟子作後盾而士氣正旺，所以後者漸佔上風。
　　黃侃雖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更多受到劉師培的影響。
　　兩人年歲相若，結識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關係。
　　同在北大任教時，黃侃自覺經學不及劉師培，竟拜劉爲師。
　　劉師培的學說，是《文選》派的後勁，儘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學主張十年前就已獨樹一幟。
　　作爲揚州後學，他繼承並發展了鄉先賢阮元的文學思想，強調「駢文一體，實爲文體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爲駢體，以昌黎諸輩爲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辯，而文之製作亦不復睹矣。
　　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爲文章之正軌。
　　由斯而上，則以經爲文，以子史爲文；
　　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