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
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
北宋名臣。
天聖五年（1027年），包拯登進士第。
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
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
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後世稱其爲「包孝肅」。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
後世將他奉爲神明崇拜，認爲他是奎星轉世 ，由於民間傳其黑麪形象，亦被稱爲「包青天」。
人物生平早年至孝包拯生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於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考中進士，被授任爲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知縣。
因父母年邁，包拯請求在合肥附近就職，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縣）監稅，父母又不想讓他離開，包拯就辭去官職，回家贍養父母。
幾年之後，他的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在雙親的墓旁築起草廬，直到守喪期滿，還是徘徊猶豫、不忍離去，同鄉父老多次前來勸慰勉勵。
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聽選，獲授天長（今屬安徽）知縣。
包拯歷職有績慶曆元年（1041年），包拯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府。
端州出產硯臺，此前的知府趁着進貢大都斂取是貢數幾十倍的硯臺，來贈送給當朝權貴。
包拯命令製造的硯臺僅僅滿足貢數，他在任滿一年沒拿一方硯臺回家。
慶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
後經御史中丞王拱辰舉薦，於十一月被任命爲監察御史裏行，改任監察御史。
包拯又曾經建議說：「國家每年向契丹交納財物（歲幣），不是抵禦戎人的計策，應該操練軍隊、挑選將領，致力於充實邊境守備。
」又請求重視門下封還駁正的制度，以及廢黜貪官污吏不得做官，選擇郡守縣宰，推行考覈試用補任恩蔭子弟的方法。
當時各道轉運加按察使，他們上奏彈劾官吏大多指摘細小過失，注重苛刻嚴察相互標榜，官吏自覺不安，包拯因此請求免去按察使。
慶曆五年（1045年）八月，包拯擔任契丹正旦使，出使遼朝，完成了使命。
回朝後，包拯根據自己在遼朝的觀察，上疏建議朝廷挑選「素習邊事」的將領守邊，並重視代州（今山西忻州代縣）的將領選擇，以應對邊境突發的情況。
此後歷任三司戶部判官，於慶曆六年（1046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東路（治今河南商丘）轉運使。
慶曆七年（1047年）四月，改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慶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調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轉運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戶部副使。
秦隴斜谷務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徵收索取；
又七個州交納河橋竹索的賦稅，一般有幾十萬，包拯都奏請加以廢除。
遼朝在鄰近邊塞地區集結軍隊，邊境州郡漸加戒備，命令包拯去河北調發軍糧。
包拯說：「漳河地區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種，邢、沼、趙三州農田一萬五千頃，一概用來牧馬，請求把這些全都分給百姓。
」聽從他的意見。
解州鹽法規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經營管理，請求一概與商販流通交換。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受任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他多次論述斥責權貴得寵大臣，請求免去一切由內廷施予的曲意恩賜。
又依次遞上唐魏徵的三條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側，作爲借鑑。
又上言天子應當明於聽取採納，分辨朋黨，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爲主的說辭，一共七件事；
請求廢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制僥倖投機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興建勞作，禁丘妖言妄說。
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當時，張貴妃（溫成皇后）的父親張堯佐被任命爲淮康軍（治今河南汝南）節度使、羣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包拯一起奏論此事，認爲應追奪對張堯佐的任命，或者選擇宣徽、節度中的一個授予。
最終，張堯佐辭去了宣徽使、景靈宮使之職。
皇祐四年（1052年）十月，除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
曾經提議太平無事時把軍隊調到內地，沒有答覆。
至此時，請求：「解除河北駐守軍隊，把他們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兗、鄲、齊、濮、曹、濟各郡，如果有緊急情況，沒有誤時的憂慮。
如果說駐守軍隊不能立刻削減，請求訓練民兵，稍加供給乾糧，每年的費用，不到駐守軍隊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稅，那麼供給的人數就多了。
」沒有答覆。
數月後，轉任高陽關（今河北高陽東）路安撫使。
同年七月，調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錢做買賣，年累計虧負十多萬，都上奏加以除去。
因喪子請求任政務清簡的州郡任職，遂改知揚州，又轉知廬州，並加刑部郎中。
權知開封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因擔保推薦官員失誤獲罪，貶官兵部員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復職刑部郎中、知江寧府。
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遷升右司郎中。
u0026nbsp;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爲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
包拯上奏說：「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經很久了，天下人都爲此感到擔憂，陛下這麼長久地不作出決定，是爲什麼呢？
」仁宗問他說：「你認爲立誰爲好呢？
」包拯回答道：「臣下無能，還沒有考慮，臣請求早立太子，是爲宗廟萬世之大計着想的。
陛下問臣想立誰，這是懷疑臣。
臣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又沒有兒子，並不是爲自己和後代邀寵考慮的啊！
」仁宗聽了大爲高興，說：「這件事還要慢慢商議。
」他請求裁減內侍，減少不必要的費用，按條文督促各路監司盡忠職守，御史府可以自己舉薦所屬官員，減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這些建議都得以施行。
七月，以權御史中丞職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蹊田奪牛嘉祐四年（1059年），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由於買土豪的財產，被包拯上章將其彈劾免官；
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彈劾他；
宋祁被免後，就由包拯以樞密直學士之職暫任三司使。
對此，歐陽修說：「包拯是所謂牽牛踩踏了田而奪了人家的牛（蹊田奪牛），處罰已經很重了，可他又貪圖肥缺來做那個職務，不也是過分了嗎？
」包拯因此待在家裏，以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許。
許久後，包拯纔出府任職。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升任給事中，正式擔任三司使。
數日後，拜樞密副使。
不久，調任禮部侍郎，但他推辭不受。
溘然長逝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突然得病。
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終年六十四歲。
仁宗親臨弔唁，併爲其輟朝一日 。
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
主要貢獻政績包拯以廉潔著稱，他執法嚴峻，不畏權貴。
任監察御史及知諫院時，爲肅正綱紀，懲處貪官贓吏，他彈劾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役使兵士爲自己織造一千六百餘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及監守自盜的仁宗親信太監閻士良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彈劾王逵。
王逵曾數任轉運使，巧立名目盤剝百姓錢物。
激起民變後，又派兵捕捉，濫用酷刑，慘遭其殺害者不計其數，因而民憤極大。
但王逵與宰相陳執中、賈昌朝關係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睞，故有恃無恐。
爲此，包拯連續七次上章彈劾，最後一次更直接指責仁宗說：「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
」其言激切剛直，朝野震動，輿論洶洶，朝廷終於罷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還彈劾過宰相宋庠、舒王趙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等人。
任御史中丞時，包拯又先後彈劾利用職權賤買富民邸舍的張方平及「在蜀燕飲過度」的宋祁，使朝廷罷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職。
由於包拯敢於彈劾權幸，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包彈」的諺語，世人凡見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
』『包彈』之語遂布天下」。
對於有才幹有政績者，包拯則能秉公力薦，如楊邠、王鼎、王綽三人皆爲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
後受守舊權臣的忌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官。
包拯雖由守舊派人物王拱辰薦爲御史，卻不爲政派所囿，極力主張複用三人，終於使楊邠、王鼎、王綽先後又被起用爲荊湖南路轉運使、河北路提點刑獄、江西路提點刑獄。
包拯在經「慶曆新政」之後，也提過一些改革建議。
如主張嚴格選拔官員，裁汰冗雜，對年滿70歲者應強令致仕，以解決冗官問題。
他還主張停止招募士兵，揀斥老弱，以解決冗兵問題，同時應選練精兵強將，訓練義勇，以充實邊備，防禦契丹。
他向仁宗建議：「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
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御衆之宜」，然後「擢而用之」。
他向仁宗條陳《七事》，建言應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又奏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懇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時弊，故多爲朝廷所採納。
包拯還特意奏上《進魏鄭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納魏徵之諫的故事爲龜鑑。
任地方官時，包拯也善於體察民情，興利除弊，因而頗有政績。
任京東轉運使時，他曾巡察各地訪問貧困冶鐵戶，並據實情申報轉運司，豁免了這些戶所欠的官鐵，同時又鼓勵有能力者開爐冶鐵，發展生產。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疏浚惠民河。
惠民河也稱蔡河，原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
後爲了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
時惠民河常漲水爲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系栰渡人」。
包拯查知河水氾濫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臺、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
有些權貴持僞增步數的地券與包拯相爭，包拯皆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示其僞，並上朝劾奏，要求嚴懲。
任三司使期間，包拯改變了過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種封藏於倉庫供皇帝用的物品，都從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難。
包拯特此設立市場，公私實行公平買賣，此後百姓不再受到侵憂。
原來司裏吏員欠下金錢布匹，大多受到監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連帶拘禁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像這一類情形的包拯都釋放了他們。
執法包拯尤爲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法的明敏正直。
出知天長縣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
某日有一農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
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復行爲，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
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爲可得其庇護，幹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
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
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爲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爲。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
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
由於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
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
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任知諫院時，彈劾權貴，「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包拯 包拯的嚴於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
二十三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
」可見他爲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徵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
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
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於後代。
訂立了《家訓》。
將《家訓》鐫刻於石碑，豎立於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
軼事典故 巧答典客包拯出使遼朝時，遼朝命館伴對包拯說：「你們不久前在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城開了便門，就是想引誘我國的叛徒，以便刺探邊疆的情報吧？
」包拯說：「你們的涿州城曾經也開過便門，刺探邊疆的情報爲何一定要開便門呢？
」那個人便無言以對。
清正廉明包拯被提拔爲大理寺丞、知端州（相當於今天的廣東肇慶市）時。
當時端州特產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
凡在這裏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徵幾十倍的數額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係，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個性官員包拯一上任就高調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則，下令只能按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
並且表態，自己作爲「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
此舉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
三年後，包拯任期滿，被調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公擲硯》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藍本創作的。
嘉祐四真宋仁宗嘉祐年間，富弼爲相，歐陽修任翰林學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學爲侍講，集天下之望。
當時士大夫相傳道：「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
」便有四真之名。
家庭成員高祖包業，不仕。
曾祖包襲，不仕，後贈太子少保。
祖父：包士通，後因包拯顯貴贈太子少傅。
祖母：宣氏，追封馮翊郡太夫人。
父母包令儀，官至虞部員外郎，後因包拯顯貴贈太保。
張氏，追封（闕）陽郡太夫人。
配偶李氏，包拯原配，早卒。
董氏，包拯繼室，後封永康郡夫人。
子女兒子包繶，包拯長子，娶崔氏，官至太常寺太祝、通判潭州，先於包拯去世。
包綬，幼名包誕，包拯幼子，出生在媵妾家中，後被崔氏迎回，官至朝奉郎、通判潭州。
女兒包氏，嫁陝州硤石縣主簿王向。
包氏，嫁國子監主簿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