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馮至(1905年-1993年),原名馮承植,直隸涿州人,馮家爲天津著名鹽商,鹽引在直隸涿州,八國聯軍侵華後避難於涿州,故生於涿州。
曾就讀於北京四中。
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學團體淺草社。
1925年和楊晦、陳翔鶴、陳煒謨等成立沉鍾社,出版《沉鍾》週刊,半月刊和《沉鍾叢刊》。
1930年留學德國先後就讀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1935年獲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6年至1939年任教於同濟大學。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人物生平1905年9月17日,出生於直隸省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
1912年,就讀於叔祖馮學彰創辦的一個私立小學,小學停辦後,在家中從父親學習《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的某些篇章。
1917年,在涿縣高等小學畢業後,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讀書,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寫詩。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學。
1923年參加文藝團體淺草社。
1924年,顧隨於上學期結束時受青島膠澳中學之聘任教,邀馮至去青島度假,從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青島愉快地過了40多天。
暑假後,聽魯迅講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與詩人柯仲平相識。
1925年與友人創立沉鍾社,發表了許多詩與散文。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詩集《北遊及其他》,記錄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哈爾濱教書生活。
1929年出版第二本詩集《北遊及其他》。
1930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學德國,攻讀文學、哲學與藝術史。
1930年赴德國留學,其間受到德語詩人里爾克的影響。
1931年2月底,與梁宗岱在海德貝格相會。
在宮多爾夫的課堂上認識了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維利.鮑爾,後來成爲好友。
馮至決定離開海德貝格,8月至柏林。
在柏林大學,開始研究歌德時代的文學。
與陳銓相識,與北大同學蔣復聰、朱懊交往。
1935年9月回國,1936年7月任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兼附設高級中學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德語教授。
這7年間他的創作和研究都處於比較旺盛的時期,著有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及學術論文、雜文等。
1946年7月至1964年執教於北京大學西語系。
1948年7月4日,馮至去清華,最後一次見到朱自清。
暑假期間,受楊振聲邀請,全家在頤和園內諧趣園住了一個多月。
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大學哲學討論會上做關於歌德的報告。
3月30日至6月7日,隨代表團出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在莫斯科停留若干日。
1951年後兼系主任。
著有《杜甫傳》,當時頗得好評。
1954年2月,訪問鞍山鋼鐵公司,同行者有吳組緗、黃藥眠、肖殷、戈揚等。
6月至8月,與田間訪問民主德國、羅馬尼亞。
在柏林與安娜·西格斯、貝歇爾、布萊希特、魏斯科普夫等作家晤談。
是年,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9年10月至11月,與成仿吾赴民主德國,參加萊比錫大學550週年慶祝大會,會後馮至又參加席勒誕生200週年紀念會。
1964年9月調任現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
1970年,7月,離開燕東園,遷居建國門外永安南里,去河南息縣幹校。
1979年6月7日至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馮至爲團長。
重訪海德貝格,參觀海德貝格大學的日耳曼學研究室、東方美術研究室等。
7月19日至9月底在黃山療養。
10月30日至ll月16日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
在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82年辭去所長職務,改任名譽所長。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作協副主席。
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高教部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學獎」。
1987年6月初,與姚可昆、韓耀成赴聯邦德國接受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
5日,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接見馮至。
6日至10日第三次重訪海德貝格。
14日,應奧地利科學院邀請訪問維也納。
18日,應民主德國高等教育部邀請,至魏瑪、柏林訪問。
12月15日,聯邦德國駐華大使韓培德代表德國政府將聯邦德國最高榮譽的「大十字勳章」授予馮至。
1988年1月14日,與臧克家、卞之琳、艾青一起參加由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市青年宮聯合舉辦的「詩歌一日」活動。
5月16日,與韓耀成赴聯邦德國卡塞爾,接受達姆施塔特德意志語言文學研究院授予馮至的「弗里德里希·宮多爾夫外國日爾曼學獎」。
25日回北京。
1989年4月25日,當選爲新成立的中國北歐文學學會會長。
8月,首屆「馮至德語文學研究獎」在京揭曉。
8月至10月中旬,患胸膜炎,住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治學方法洋爲中用「洋爲中用」的治學方法。
馮至把他在創作中使用「洋爲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來養分」。
這個提法本身也表明「洋爲中用」的主體是中國,「洋」爲作爲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所用,爲中國的廣大讀者能夠並樂於接受。
馮至的主要學術著作《杜甫傳》、《論歌德》和他寫的其他學術論文都貫徹了這個精神。
他明確地說過「我們搞外國文學,並非爲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爲外國人研究,而是從中國的需要出發去研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爲發展社會主義提供借鑑。
」他在北大當「西語系」系主任的時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學計劃,他每次都強調兩件事:一個他強調西語系的學生要打好紮實的外語基礎,另一個強調的便是學外國文學的人要學好中國文學。
「學外國文學的人要懂得中國文學」這個觀點是馮至非常鮮明的觀點。
它不僅體現中國外國語言文學爲誰服務的根本性原則,而且也符合語言、文學具有整體性的學科規律。
嚴謹求真嚴謹、求真的學風。
對寫論文,學術界流行着一句常說的成語,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達了寫文章不能信口亂說,寫文章要有根據而且要符合邏輯,這恐怕就是「嚴謹」的要求。
但我認爲光按這句話行事,還遠遠達不到科學性的要求,因爲這兩個條件僅僅說明了寫文章時對作者主觀方面的要求,沒有提出對寫出來的文章要符合客觀。
但如果在「嚴謹」之外再有「求真」這一條,就保證了文章裏說的要符合客觀,或力求接近客觀,這樣才稱得上科學性的要求。
馮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嚴謹,求真」這兩條要求去做的。
我們從他兩部主要著作《杜甫傳》和《論歌德》裏就可以看出這種治學態度。
我還要講幾件馮至經常強調的事情(或原則)來豐富我們對他「嚴謹,求真」的治學方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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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部 →秋深始覺夾衣單。
細數年來苦與樂。
只說。
藕花香裏夢伊難。
縱使一朝夢見了。
又道。
花須凋落葉須殘。
不若臨風常想象。
惆悵。
芳名題遍百花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