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居仁

簡介

　　黃居仁（1904—1928），革命烈士，廣東龍川縣石坑橋頭人。
　　與劉爾崧、阮嘯仙並稱 「東江三傑」。
　　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任青年團廣州地方委員會書記兼團廣州地委組織部部長、中央廣東（兩廣）區委青年運動委員會書記，併兼任青年團廣東（兩廣）區委書記等職。
　　「四&183;一五」事變後，調任中共汕頭特委書記、汕頭市委書記。
　　1927年底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擔任中共惠陽縣委書記，組織農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1928年春回廣州堅持地下工作。
　　1928年春夏間，在祕密恢復黨團組織時，與其妻張雪英在廣州被國民黨逮捕，英勇犧牲。
　　開展革命工作1925年初，黃居仁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團廣州地委組織部長、書記等職。
　　在此期間，積極組織青年支援革命軍平定劉、楊叛亂，堅決支持省港工人大罷工的鬥爭。
　　1925年春，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宣傳部長，在此期間，他舉辦訓練班，給團員和建團對象上團課，並親自講授「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共產黨和共青團的關係」等課程。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黃居仁動員青年和團員踊躍參加革命部隊，針對當時在羣衆中流行的「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的偏見，大力宣傳參加革命軍是爲了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封建軍閥，是無尚光榮的。
　　在他的動員下，青年們紛紛參加北伐軍。
　　年春，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書記，到潮汕地區去檢查指導團1927的工作。
　　這時廣東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他即轉入地下，擔任中共汕頭市委書記，繼續堅持鬥爭。
　　同年8月，他積極組織發動廣大羣衆，熱烈歡迎由周恩來、賀龍、葉挺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來潮汕，做好各項支前工作。
　　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黃居仁奉調回廣州做好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
　　起義時，他與工人赤衛隊一起攻佔了東區一些敵人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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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務郵箱：[email protected]領導武裝暴動1927年7月，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黃居仁負責組建了中共汕頭市委，黃居仁任書記，陳國威爲組織部長。
　　8月中旬，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南撤，擬到廣東東江地區與當地農民運動會合，開展土地革命鬥爭。
　　黃居仁代表市委表示堅決執行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全力做好接應起義軍入粵的工作。
　　組建汕頭市革命委員會，負責組織羣衆，發動武裝暴動與策應起義軍入汕的事宜。
　　同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調黃居仁回廣州市，擔任省委巡視員，協助指揮廣州武裝暴動。
　　次年1月，黃居仁從香港到惠陽赴任中共惠陽縣委書記，在縣委會議上，要求惠陽全體共產黨員，做好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
　　但這場暴動並未最後實施。
　　1928年3月29日，黃居仁給省委的報告中說明了沒有發動暴動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羣衆發動不充分，暴動的主要力量是農民，但是農民對待暴動持懷疑態度。
　　二是縣委認爲在主觀上亦無太大把握。
　　如果暴動起來，說不定打一兩仗就散了，「結果是敵人反攻、燒村、殺人，使黨的工作完全垮臺」。
　　1928年5月，黃居仁任省委巡視員，回廣州協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吳毅進行工作。
　　8月，黃居仁夫妻被國民黨當局抓捕。
　　11月，黃居仁夫婦在紅花崗刑場英勇就義。
　　時年黃居仁25歲，其妻張雪英年僅24歲。
　　理論思想探索未啓動的當口，黃居仁這位剛走出鄉村投入革命運動的熱血青年，就能夠迅速抓住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併發出如此吶喊，不僅需要非凡的膽識，更需要對歷史和現實清醒的辨別力和深刻的感悟力；
　　而這種認識水平和膽略，在同時代的青年學生中不能不說是較爲超前的。
　　黃居仁提出過「整頓吏治、免除苛捐雜稅、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治國理政主張。
　　這是他在1925年12月1日的《團廣州地委政治報告》中提出來的。
　　這個時候，黃居仁任共青團廣東區委組織部部長兼區委書記。
　　關於政權建設問題，黃居仁認爲，在相繼平定陳炯明和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勢力，廣東革命根據地基本穩固後，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改革內政和肅清土匪，以爭取民心和創造穩定的建設環境，從根本上鞏固革命政權。
　　關於內政問題，黃居仁認爲，一是「整頓吏治」，把廣東劃分爲5個行政區，「每區設一行政委員，負全權整理的責任」；
　　二是免除苛捐雜稅，即便現實力不能及，但仍要以此爲目標，「使民衆不要懷疑國民政府爲人民利益而奮鬥是假的」。
　　減輕民衆負擔、免除不合理的稅負，尤其是以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思想，即便今天看來，仍不失爲有建設性的真知灼見。
　　1926年3月31日，黃居仁在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青年部主辦的《廣東青年》上發表《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的長文，反駁國民黨認爲階級鬥爭是分散國民革命力量的「自殺」行爲，進而要求取消階級鬥爭的說法，詮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是國民革命早日成功」的動力。
　　他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提出階級鬥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規律」。
　　市黨史辦有關研究人士分析，黃居仁早年的這三篇文章，無論是其理論價值還是實踐意義，都可謂同時代的代表性力作。
　　這種發自社會底層和來自革命第一線的聲音彌足珍貴，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於反駁「告別革命」論等錯誤思潮有着更強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