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

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
　　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
　　世居吳興（今浙江湖州）。
　　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並行於世。
　　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三朝仕宦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統一之際，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
　　陳時，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
　　入隋後，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
　　入唐後，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貞觀九年（635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
　　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乘農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
　　這時鎮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於隋朝，爲代王侍讀。
　　李淵率兵佔領長安後，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
　　唐兵湧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於王。
　　」正往裏衝的衆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於是紛紛停立在大堂臺階之下。
　　李淵聞知，於是准許思廉扶代王下堂。
　　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後，思廉才哭泣着拜辭而去。
　　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爲「忠烈之士」。
　　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
　　李淵稱帝后，即授思廉爲秦王文學。
　　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即使古人也很罕見。
　　」當時思廉遠在洛陽，於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並附信說：「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這是很不尋常的優禮之舉。
　　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並命文學褚亮各爲讚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
　　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
　　「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爲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於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於國事。
　　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祕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
　　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
　　」言辭懇切尖銳。
　　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
　　」爲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
　　姚思廉去世後，唐太宗深爲哀悼，爲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號「康」，特准許葬於昭陵。
　　撰梁、陳二史隋大業五年（609），姚思廉奉煬帝之命，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這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劉知幾在敘述唐修國史情況時指出：「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
　　這是武德、貞觀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紀傳體國史。
　　由於思廉修這部國史是在貞觀初，因此推知其內容應是「武德朝」史。
　　這部國史的本來面目已無法窺見。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長孫無忌與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80卷，顯然，思廉所撰的國史爲其奠定了基礎。
　　姚思廉費時數十年撰寫的重要史著，當推繼承父業而成的《梁書》、《陳書》。
　　其父姚察不僅以文知名，而且潛心於修梁、陳二史，他在梁、陳、隋朝都任過史職，參與過國史的修撰。
　　並且在陳宣帝時開始修前代史——梁史。
　　陳亡入隋後，開皇九年（589），隋文帝詔授姚察祕書丞，命其撰梁、陳二代史。
　　這樣，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開始了全面系統的編纂工作。
　　大業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
　　在臨終時他將修撰體例交給兒子，囑他繼續寫完。
　　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親的囑託，從此，就開始了續撰工作。
　　經內史侍郎虞世基奏聞隋煬帝，從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兩次詔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參予撰修工作。
　　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詔修前代六史，對梁、陳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修陳史。
　　但這次修史沒有成功就作罷了。
　　第二次是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
　　貞觀十年（636）正月，《梁書》、《陳書》與同時所修《北周書》、《北齊書》、《隋書》一起修成上進。
　　梁、陳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續而作。
　　魏徵也在貞觀初參與了修撰。
　　那麼，姚思廉對梁、陳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
　　從書中史論的署名上大體可見端倪。
　　《梁書》有三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當爲衍文）；
　　署「史臣曰」二十七篇；
　　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
　　《陳書》有一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篇；
　　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
　　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雲」一篇（兼補充史實）；
　　署「史臣曰」三十三篇。
　　由以上數字可大體看出，就《梁書》而言，姚察與姚思廉所撰基本相當，而《陳書》，則多爲思廉所撰。
　　魏徵是以監修身份加以指導，共寫了三篇論。
　　雖然姚察有開創之功，但思廉對梁、陳二書的貢獻是最大的。
　　從撰述數量上看，思廉明顯多於姚察，而且，思廉在貞觀初奉詔修史，又要根據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對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動。
　　思廉對梁、陳二書是有續撰、整理、定稿之功的。
　　沒有思廉的竭盡全力，這兩部史書就很難問世。
　　因此梁、陳二書題姚思廉撰，世人從無異議。
　　這兩部書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學思想和文風特點。
　　撰史之風從梁、陳二書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優點和不足。
　　注重史料價值《梁書》56卷，記載了梁天監元年（502）至陳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歷史。
　　《陳書》36卷，記載了陳永定元年至禎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歷史。
　　這兩部書是關於梁、陳二代史的最早的較完備記載。
　　思廉注重史書的史料價值，注意對史料博採善擇。
　　二史對比，關於梁史可資參考的著述很多。
　　梁人所著就有：沈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普通北伐記》5卷，謝吳（或作謝昊、謝炅）《梁書》49卷，蕭韶《梁太清紀》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4卷等①。
　　梁亡後，著梁史的有：許亨《梁史》53卷，姚察《梁書帝紀》7卷，劉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陰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後略》10卷等。
　　關於陳史可資參考的著述略少，有陸瓊《陳書》42卷，趙齊旦《陳王業歷》1卷，顧野王、傅縡各撰《陳書》3卷。
　　《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雜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等類，還有不少有關梁、陳史的著述。
　　另外，姚察曾爲梁、陳史官，可以接觸到梁、陳二代國史，因此，梁、陳國史也是修梁、陳二書的重要依據，在書中有多處顯出國史的痕跡。
　　梁、陳二書較多地保存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如發生在齊的唐■之起義，趙續伯起義，樂寶稱、李難當起義，帛養起義，雍道晞起義，程延期起義。
　　發生在梁的焦僧護起義、始興起義、吳承伯起義、徐道角起義、姚景和起義、會稽起義、鮮于琛起義、李賁起義、劉敬躬起義、王勤宗起義、胡通起義等。
　　梁、陳二書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收錄詔冊、奏表、書札、文賦，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如《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兩詔，透露了梁代社會黑暗、階級壓迫嚴重的事實。
　　《陳書·章華傳》載章華上書，反映陳末嚴重的社會危機。
　　《梁書·諸夷傳》關於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外國曆史的記載較詳，有其有利的客觀條件。
　　由於梁、陳時代佛教興盛，中外僧人往來增多，加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外部世界瞭解加深，思廉所能參據的史料也就相應豐富。
　　姚氏父子並有文名，爲時人所重，思廉對文化亦有特殊的興趣，梁、陳二書卷數不多，文化史料卻頗多。
　　思廉多爲學者立傳。
　　《梁書》的《儒林》、《文學》兩傳就爲四十二名學者立傳，另外《處士》傳中也多記學者。
　　《陳書》的《儒林》、《文學》傳，也爲三十一名學者立傳，還有些學者另外立傳。
　　著名學者如範縝、鍾嶸、劉勰、阮孝緒、裴子野、顧野王、沈約、徐陵等人，都有內容較詳的傳，他們的事蹟及學術成就得以保存。
　　思廉較多地記載了史學史方面的寶貴資料。
　　梁、陳二代較知名的史家都有傳，並錄其著述，有時略加評論，或註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
　　梁、陳二代，佛教極爲興盛，對社會生活影響很大。
　　姚思廉注意到了這一社會現象。
　　他如實記載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書·武帝紀》記述梁武帝數次捨身寺院而又由羣臣重金贖回。
　　《陳書·傅縡傳》記傅縡篤信佛教，收錄其關於佛教的論辯文章《明道論》，長達二千五百餘字。
　　《梁書·範縝傳》敘範縝「卓越不羣而勤學」，「盛稱無佛」。
　　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
　　傳中收錄了《神滅論》這一篇幅較長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珍貴文獻。
　　這篇論文對佛教氾濫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惡果給予了深刻揭露。
　　「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較形象地刻畫了範縝大無畏的戰鬥者形象。
　　文風樸實梁、陳二書全用散文寫成，其語言通曉簡練，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
　　六朝盛行駢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駢文。
　　但這時的駢文已失去了它在勃興時對文化產生的積極作用，表現爲專意注重辭藻用典，過分強調音韻對偶。
　　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往往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顛倒了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主從關係。
　　就史書而言，唐以前的《宋書》、《南齊書》，敘事及論贊時用駢文。
　　貞觀年間所修《晉書》，其論贊仍喜用駢文。
　　唐太宗親撰的四篇史論即用駢文寫成。
　　可見唐初仍有崇尚駢文的風氣。
　　但姚思廉堅決拋棄以駢文寫史的做法，代之以樸實、準確的散文。
　　清人趙翼對《梁書》的散文大加稱讚：「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
　　……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
　　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一般學者都認爲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發起者，但韓愈（768—824）爲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際，就以實際行動開拓古文運動了。
　　姚思廉仿司馬遷筆法，常常引用當時口語，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使文字活潑通俗。
　　如《梁書·侯景傳》記僧通與侯景對話：「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
　　問曰：『好不？
　　』景答：『所恨太鹹。
　　』僧通曰：『不鹹則爛臭。
　　』」思廉運用語言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使人物語言個性化。
　　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經歷、環境，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
　　如《梁書·曹景宗傳》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動。
　　思廉還在梁、陳二書中經常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文風的見解，如在《梁書·簡文帝紀》、《梁書·裴子野傳》、《陳書·蔡景歷傳》、《陳書·江總傳》等，都推崇古文，批評浮豔文風。
　　敘事簡嚴思廉敘事不好鋪張，行文簡潔。
　　他不輕信奇聞異事，不好採瑣事入史。
　　李延壽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於延壽，一般說來延壽所見之修史資料，思廉也能夠見到。
　　但延壽作史多采入瑣言碎事和神鬼怪異事，而思廉不採或極少採，可見二人識見之差別導致史筆之異趣。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一一連舉二十餘例說明《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但是，這兩部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
　　其一是隱諱，如《梁書·敬帝紀》和《陳書·劉師知傳》都不載陳武帝指使劉師知害敬帝事。
　　其二是文飾，在敘及梁代齊、陳代梁史事時，在帝紀中長篇累牘地照錄加九錫文、禪位詔、策、璽書等虛僞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傳現象。
　　另外，《梁書》不爲蕭詧立傳，使後梁事失載，是一大缺陷。
　　思廉還不重視科技，甚至在爲父姚察作傳時隱諱其祖父姚僧垣以醫術知名。
　　梁、陳二代科技方面史實記載甚少。
　　其他相關史學思想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爲鑑的著述宗旨。
　　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歷史經驗爲當時政治服務。
　　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爲鑑的宗旨。
　　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並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鑑戒，定褒貶」。
　　「垂鑑戒」，主要着眼於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驗；
　　「定褒貶」，主要着眼於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
　　他爲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
　　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爲官廉潔；
　　《沈瑀傳》敘其執法嚴明；
　　《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
　　《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
　　爲「悖逆」之人立傳，均置於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
　　姚思廉多次總結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驗，着重強調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於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他認爲，歷史是發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夫道不恆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認爲歷史取決於人事。
　　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歷史的。
　　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臺，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
　　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將軍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衆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於長安。
　　姚思廉認爲，「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於隋聯繫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
　　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爲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較早，屬於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
　　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
　　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
　　但以後則失之於驕傲，「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
　　江左削弱，抑此之由」。
　　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後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並舉，這說明，由於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制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