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

簡介

　　（1525—1582）湖廣江陵人，字叔大，號太嶽。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授編修。
　　嚴嵩、徐階均器重之。
　　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
　　階代嵩爲首輔，傾心委之。
　　隆慶元年引之入閣。
　　階致仕，居正與司禮監李芳謀，引拱入閣。
　　同定封俺答事，北邊遂得安寧。
　　此後漸生嫌隙，神宗時與司禮監馮保謀，逐拱，遂爲首輔。
　　神宗即位時年幼，小有過失，慈聖太后即責雲：「使張先生聞，奈何？
　　」及帝漸長，心厭之。
　　卒，諡文忠。
　　未幾彈劾者即紛起。
　　次年，追奪官爵；
　　又次年，籍沒家產。
　　天啓間，始追復故官。
　　有《張太嶽集》、《太嶽雜著》等。
　　人物生平少年聰穎嘉靖四年（1525年），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裏出生。
　　據說張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甕裏，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
　　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張居正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李士翱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爲「居正」。
　　同年，張居正做了補府學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張居正參加鄉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
　　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爲一名少年舉人。
　　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官場升遷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
　　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爲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爲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祕書廳。
　　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着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
　　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爲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
　　爲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
　　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
　　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
　　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
　　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
　　」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
　　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羣，外慾渾跡，相機而動。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張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薦張居正爲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
　　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爲張居正打開了人脈。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臺後，張居正掌翰林院事。
　　位列次輔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
　　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
　　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爲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
　　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
　　次年（1569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
　　隆慶四年（1570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
　　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
　　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
　　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
　　然而，身爲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爲己有。
　　於是祖孫之間爲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
　　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
　　」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
　　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爲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
　　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
　　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着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
　　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爲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
　　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
　　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后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后進讒，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
　　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爲「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
　　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爲自己的治國目標。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首輔萬曆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
　　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
　　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 的拖拉現象。
　　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佈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萬曆四年（1576年），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
　　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
　　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
　　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
　　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鑑》卷六七）。
　　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
　　正如萬曆九年（1581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
　　」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萬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
　　」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
　　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
　　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甚至因爲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
　　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
　　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
　　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爲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爲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
　　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
　　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
　　」他的確是做到了。
　　初改財政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爲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爲便」。
　　於是在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
　　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
　　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
　　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
　　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
　　」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
　　萬曆八年（1580年），全國田地爲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
　　隨着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爲增加。
　　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爲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
　　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爲重要的是它還爲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
　　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賦稅改革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
　　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
　　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
　　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
　　」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
　　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
　　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爲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
　　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萬曆十年（1582年），隨着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
　　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
　　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
　　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
　　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爲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
　　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
　　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
　　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勞瘁而死張居正爲國事夜以繼日地操勞，萬曆五年（1577年），多年未見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起復爲官。
　　張居正的改革纔剛剛開始，此時離開必使改革功虧一簣，他做出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盡孝的觀念根深蒂固，未能盡孝何來忠君。
　　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廷和也是一代名輔，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守制。
　　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御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給居正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此時神宗還不能親政，國家大政均需居正裁決，不想讓居正回家守孝。
　　最終由神宗詔諭羣臣，再及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非議才消止。
　　萬曆十年（1582年）6月20日，張居正病逝，神宗爲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
　　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
　　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
　　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
　　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
　　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
　　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
　　天啓二年（1622年），天啓皇帝爲張居正復官復蔭。
　　爲政舉措政治政治上，實行考成法。
　　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
　　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翫忽職守的腐敗 之風。
　　他認爲當時朝野泄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
　　他以「課吏職」即加強官吏考覈爲手段，「斥諸不職」，「省冗官」，淘汰並懲治了一批官員。
　　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
　　在他執政期間，「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
　　如：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應當逮捕，但朝廷輿論認爲此事很難辦，張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派飛馬前去捆綁沐朝弼，沐朝弼沒有反抗，被解到京師，張居正免他一死，將他幽禁在南京。
　　再如，張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撫，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
　　只有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馬上加以責罵，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
　　又如，當時天下不太平已經很久了，盜賊羣起，甚至搶劫官府庫房，地方政府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抓到強盜，當即斬首處決，並追捕他們的家屬，盜賊因此衰敗。
　　軍事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
　　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
　　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爲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
　　經濟清查土地他認爲「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
　　在萬曆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到萬曆八年（1580年），統計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
　　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所以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以州縣爲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併爲一條」，總爲一項收入。
　　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如今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污。
　　關於徭役徵派，過去有裏甲、均徭、雜泛之分。
　　裏甲按戶計徵，不役者納「門銀」（戶銀）；
　　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
　　如今取消裏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一起。
　　「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爲銀；
　　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
　　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爲僉募」，僱人從役。
　　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
　　這一改革措施賦役折銀徵收，既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
　　後世紀念故居張居正故居位於今湖北省荊州市古城東大門內。
　　荊州古城一條以張居正命名的街巷由來已久，顧名思義張居正故居就在這條街道上。
　　由於歷史原因，其故居毀於戰亂。
　　爲了給後人提供緬懷、紀念張居正的場所，荊州市決定重建張居正故居。
　　因「江陵碑苑」地理位置處於張居正故居附近，因此利用其閒置資源重建故居，並以其原有建築景觀佈局。
　　張居正故居建設是古城旅遊開發建設的子項目，由荊州市旅遊局、荊州區政府組織實施。
　　位於荊州碑苑景區內，緊靠東門賓陽樓景區，重建的張居正故居將以他生前居住的老屋爲原型，屬於明清時期四合院、小花園風格，突出反映故居原有的歷史風貌和人文環境，還原歷史建築景觀，展示張居正生平史蹟文化。
　　墓地張居正墓區位於湖北省荊州市沙市西北張家臺，佔地15畝。
　　墓地原有的石人、石馬、石龜、石獅等大多在「文革」期間損毀。
　　現爲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革」後，墓葬已被修葺一新。
　　現存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所立石碑一通，高3.6米，寬1.24米，上刻「明相太師太傅張文忠公之墓」。
　　碑前還有石制香爐、燭臺，再前有半月池，墓四周有土築瑩牆，高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