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

簡介

　　（1618—1654）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字朝宗。
　　侯恂子。
　　少時爲復社、幾社諸名士所推重，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號四公子。
　　南明弘光時，以不受阮大鋮籠絡，險遭迫害，夜走依總兵官高傑，又曾入史可法幕。
　　入清，應順治八年鄉試，中副榜。
　　文章富才氣，與魏禧、汪琬號清初三家。
　　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人物生平家史侯家先世是「戍籍」。
　　所謂「戍籍」即是有罪充軍至某地所記的戶籍，被視爲賤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貴。
　　侯方域的祖父侯執蒲，兩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
　　太常寺司職祭典。
　　天啓年間，魏忠賢想代明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執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賢不曾矯詔宣佈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說天壇常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以爲「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
　　請下所司論治」。
　　這是指着和尚罵禿，魏忠賢大怒。
　　侯執蒲見機，辭官而歸。
　　在朝時，陳貞慧的父親陳於庭，當吏部左侍郎，與東林巨頭高攀龍、趙南星，並負天下重望，對侯執蒲頗有照應。
　　所以侯陳兩家，算起來是三代四輩的交情。
　　侯執蒲有子五人，長子即是侯方域的父親侯恂，以進士爲言官。
　　天啓四年閹黨大攻東林時落職而歸。
　　崇禎元年復起，由廣西道御史轉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爲時不過兩年。
　　崇禎三年出駐昌平，稱爲「督治侍郎」。
　　其時正當前一年冬天，清兵入關，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煥被殺，祖大壽兵變之後，各路勤王之師雲集近畿達二十餘萬之多。
　　負守關全責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孫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揮不靈。
　　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無所表現，真是坐守而已。
　　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識拔了左良玉。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寧南侯傳》記左良玉遼東人，投軍以戰功得爲遼東都司。
　　有兵無餉，少不得常乾沒本錢的買賣。
　　有一次搶了一大票，不想竟是運到錦州的餉銀，論法當斬。
　　而同犯丘姓很夠義氣，一肩擔承，左良玉得以不死。
　　當然，官是丟掉了。
　　傳雲：「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
　　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
　　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
　　旦日，謁司徒公請罪。
　　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
　　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謂侯恂。
　　昌平爲明十三陵所在地。
　　侯恂的職責之一，即是守護陵寢。
　　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設宴相待。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葉以後，龍陽之風甚熾，軍中不攜婦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寢。
　　「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說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賈開宗，於此四字之旁有夾註：「寧南出身如此。
　　」觀下文失金酒卮以後，左良玉請罪，侯恂答覆他的話，情景自見。
　　而孔東塘作《桃花扇》派腳色，左良玉以小生應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內。
　　崇禎四年春天，清太宗製成紅衣大炮。
　　秋天舉兵侵明，進圍大浚河新城。
　　侯恂奉旨赴救，《寧南侯傳》記：「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浚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
　　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
　　誰當往者？
　　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
　　左右將軍更不可任。
　　」司徒公曰：『然則誰可？
　　』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
　　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
　　』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
　　』即夜遣世威前論意。
　　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
　　「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
　　繞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
　　』走匿牀下，世威排闈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
　　速命酒飲我。
　　』引出而論其故，良玉失色；
　　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
　　令箭，如吾自行。
　　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日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
　　吾拜官疏，夜即發矣！
　　』「良玉既出，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
　　』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
　　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
　　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
　　」這段記述，稍嫌誇張，而大致皆爲事實。
　　自此以後，左良玉成爲動關安危的大將。
　　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禎六年五月，調升爲戶部尚書。
　　侯方域進京侍父，即在此時。
　　其時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親。
　　第二年，代父草擬屯田奏議，計分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墾種、考課、信任等十目，洋洋萬言，條暢練達，期於可行。
　　但此時大局已成鼎沸魚爛之勢，民間有「田」字詩，所謂「昔爲富之基，今成累字頭」，有田者寧願流離道途，乞討爲生，不願回鄉耕種，藉以逃避「加派」。
　　在這種情況下談屯墾，無異紙上談兵。
　　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爲斷言。
　　但以十七歲的少年，能草成這樣的大文字，雖說是在侯恂指導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頗留意經濟政事，有用世之志。
　　卻以生不逢辰，英才無由得展。
　　以小見大，侯方域個人的悲劇，亦正是時代的悲劇。
　　當侯恂就事一個月之後，首輔周延儒爲溫體仁所排擠而去官。
　　不過溫體仁雖取代爲首輔，猶不敢彰明較着與東林、復社爲難，所以侯恂亦得安於其位。
　　到了崇禎九年，東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擠罷相以後，溫體仁羽毛已豐，職掌度支的侯恂乃爲體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餉，被捕下獄，直到崇禎十四年方始出獄。
　　侯恂明史無傳，他的落職獲罪，繫獄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詩文中皆未提及。
　　所謂「糜餉」，或非虛誣。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禎十一年。
　　南歸的原因是在應鄉試。
　　愛情第二年方始結識李香君。
　　侯方域《李姬傳》：「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
　　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
　　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
　　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
　　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
　　少，風調皎爽不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
　　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
　　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
　　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
　　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
　　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
　　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
　　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
　　』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
　　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
　　聞吳君尤錚錚。
　　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
　　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
　　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
　　』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
　　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
　　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暱董卓，不可掩也。
　　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
　　妾亦不復歌矣！
　　』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
　　姬固卻之。
　　開府慚且怒，思有以中傷姬。
　　姬嘆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
　　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
　　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
　　』卒不往。
　　」李貞麗爲陳貞慧所眷，亦見餘淡心《板橋雜記》。
　　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結識李香君，是從陳貞慧同遊而起。
　　在此書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補《李姬傳》的不足，中雲：「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
　　』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
　　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
　　」張西銘即張溥。
　　所謂「間作小詩贈之」當爲《四憶堂詩集》卷二，《贈人》及《金陵題畫扇》二首，《贈人》是一首七絕，曾爲孔東塘記入《桃花扇》中：「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爭御富平車。
　　青溪盡種辛荑樹，不及春風桃李花。
　　」這首詩之爲贈李香君，絕無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曉。
　　青溪九曲，流經秦淮，見《太平寰宇記》；
　　又有「青溪小姑」爲蔣侯第三妹，見《異苑》，此爲詩中青溪的來歷。
　　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
　　辛荑即辛夷，開花名迎春，是一種高貴的花卉，而又開在春先，故云「不及春風桃李花」。
　　《桃花扇》引此詩，作「不及春風桃李花」，與原句的褒貶之意，完全相反。
　　這不知是孔東塘所改，還是別有所本，尚待考證。
　　侯方域與阮大鋮至於阮大鋮原與侯家有舊，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傳》雲：「大鋮僉壬兇險，顧少有俊才，其朱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
　　後以身陷大逆，見檳君子，猶欲以世講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作於崇禎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軍金陵之前，第一段敘述彼此的淵源：「執事，僕之父行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
　　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
　　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彌日。
　　」按：此言侯恂與阮大鋮同朝，始而情誼相孚，繼而縱跡相違，則因阮大鋮投身閹黨之故。
　　天啓年間，侯恂削職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間，並無私憾。
　　「乃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職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
　　又有老友，方公孔，汝當持刺拜於牀下。
　　』語不及執事。
　　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
　　」按：成勇，天啓五年進士。
　　崇禎十年行取爲南京吏部主事，後改御史。
　　崇禎十一年九月以劾楊嗣昌「入樞兩年，一籌莫展」而革職充軍。
　　於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後。
　　方以智的父親方孔，其時新奉復起之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此時當因長江上游，韋盜狂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過從」者，是與方以智交遊。
　　侯方域獲識陳貞慧、吳應箕及冒闢疆當均在此時。
　　侯方域不謁父執阮大鋮，則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亂》之揭，阮大鋮爲清議所棄，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詞氣之間，仍然在強調並無私憾。
　　受難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爲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
　　「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
　　十一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
　　陳貞慧、冒闢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乃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
　　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
　　』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
　　』正考遲迴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
　　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
　　』朝宗遂落。
　　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
　　這個說法，可以成立。
　　因爲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
　　虞書曰：『臨下以簡。
　　』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
　　過矣！
　　夫天下之情僞，蓋嘗不可以勝防；
　　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
　　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
　　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爲明之故，而非虛空鑑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爲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
　　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
　　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
　　』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
　　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故事的翻版。
　　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爲滿文，作爲兵書。
　　清太宗確爲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
　　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
　　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
　　倘或中式，闈墨髮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
　　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爲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爲「雪苑社」，社友共六人。
　　《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避世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
　　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
　　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
　　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
　　侯方域《寧南侯傳》：「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踊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
　　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
　　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北河；
　　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
　　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係指何事？
　　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
　　皆無交代。
　　此由於侯方域爲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啓睿督師。
　　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
　　《明史紀事本末》載：「啓睿督諸軍進戰。
　　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
　　』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
　　必擊之！
　　』諸將鹹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爲詳晰：「賊營西，官軍營北。
　　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衆軍望見皆潰。
　　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
　　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
　　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
　　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
　　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
　　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
　　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
　　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弦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
　　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
　　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
　　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
　　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
　　」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
　　獨怪侯方域猶爲之曲曲迴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後，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爲活。
　　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
　　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
　　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託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
　　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
　　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
　　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雲：『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
　　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
　　子盍行乎？
　　』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
　　」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
　　甲申之變，復回金陵。
　　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託錢禧多方賄託，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
　　此爲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餘。
　　餘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
　　瀕行，送之舟中而握餘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壘將安歸乎？
　　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慼哉？
　　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
　　』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
　　是時餘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爲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
　　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
　　事蹟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
　　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爲內閣中書舍人。
　　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
　　龔芝麓譽之爲「國士無滿，名滿江左」。
　　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
　　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爲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
　　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
　　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
　　於是甘心終老於巖壑者亦不得安寧了。
　　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
　　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爲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
　　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徵進京。
　　「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
　　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
　　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
　　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
　　方解。
　　」又賈開宗所撰《本傳》：「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
　　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
　　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徑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爲較可信。
　　賈開宗爲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爲「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
　　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爲先人作年譜，理當爲親者諱的情況不同。
　　鄉試今按：辛卯（順治八年）侯方域應河南鄉試，闈中所作策論五道！
　　具載《壯悔堂文集》第八卷。
　　其時順治甫行親政而尚未成年，故試策首以《勤於讀書》爲諫，計陳三事：《開經筵》、《親儒臣》、《讀漢書（文）》。
　　第二策議禮，以爲「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
　　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爲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
　　」第三策論治道，應特重州縣官；
　　第四策論不可輕議治河；
　　第五策論明賞罰，申明大法小廉之義。
　　這五篇煌煌大文，確實下過功夫，既非一味頌聖，虛與委蛇，更未故違功令，意在被擯。
　　如說並無用世之志，或者對滿清仍持反感，實在用不着這樣大賣氣力。
　　如上持論，或不免過苛。
　　衡諸侯方域後來的行跡，未始不以此舉爲悔，下一年治《壯悔堂》，又治《四憶堂》，皆曾作記。
　　《四憶堂記》末段謂：「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憶名其詩者，何也』？
　　苟憶於昔，不必其悔；
　　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
　　」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
　　餘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
　　抑聞之，極則必復。
　　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上記表面論時，實則論出處。
　　「或曰」雲之，即爲質問：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
　　既念明朝，就不該「赴試獵官。
　　」而侯方域對此質問，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只是自陳悔恨，「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說得再明白都沒有。
　　最可玩味的是，人間「四憶」是哪四憶？
　　侯方域的答覆是自己都弄不清楚。
　　他的說法是，詩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及，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
　　詩以寫情，原有陶詩所謂「欲辨已忘言」的一種境界。
　　但侯方域的四憶，胸中歷歷，只是不願告人而已。
　　所可斷言者，此四憶中，必有陳貞慧與吳次尾的《留都防亂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內。
　　從侯方域的遺作中去考察，有種種證據顯示，辛卯鄉試一舉，痛悔失足，內心之抑鬱自恨，較之吳梅村有過之無不及。
　　而形之於文字吟詠者，則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吳梅村書，勸其不可復出，固爲變相的表示他決無意於做新貴！
　　而最可玩味者，則爲《致方密之書》，此書見《壯悔堂文集》「遺稿」。
　　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