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澄之

簡介

　　錢澄之（1612～1693），初名秉鐙，字飲光，一字幼光，晚號田間老人、西頑道人。
　　漢族，安徽省桐城縣（今樅陽縣）人。
　　明末愛國志士、文學家。
　　作爲皖江文化的重要詩人，與同期的顧炎武、吳嘉紀並稱江南三大遺民詩人，詩歌創作上取得了傑出成就。
　　 著有《田間集》、《田間詩集》、《田間文集》、《藏山閣集》等。
　　錢澄之學識淵博，文筆雄健，質樸宏肆，不事雕琢。
　　他勇棄俗學，專治古文，文章精潔、典雅，對後來「桐城派」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錢澄之對數學、地理、訓詁、義理亦有研究。
　　生平明末抗清清初的抗清志士中，不少人都是當時比較著名的詩人。
　　他們在當時影響很大，作品也流傳甚廣。
　　但由於清廷統治者的禁燬，後來就很少有人提到，甚至湮滅無聞。
　　錢澄之就是其中的一個。
　　錢澄之之七歲時即從舅父讀書，十六歲應鄉試，中第四名。
　　後隨父往遊南京，應舉不中，與陳子龍、夏允彝、錢木秉諸名士結交。
　　崇禎即位之初，整頓朝綱，定逆案，逐閹黨。
　　幾社、復社興起，繼武東林。
　　錢澄之與同邑方文、方以智等人，同主桐城壇坫，與閹黨餘孽進行鬥爭。
　　方苞《田間先生墓表》記載：「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
　　先生忽扳車前往而攬其帳，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
　　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
　　騶從數十百人相視莫敢動。
　　」大滅了逆閹餘黨的威風。
　　澄之疾惡如仇，「由是名聞四方。
　　」澄之與阮大鋮有世誼，但阮諂附閹黨認魏忠賢爲義父，澄之因此對他極爲卑視。
　　南明弘光朝建立後，阮竊據要職，大興報復，澄之也在搜捕之列。
　　他變姓名，逃往嘉興，隱藏在錢木秉家中。
　　不久，清兵攻下南京，重申剃髮令，爲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壓迫，人民紛紛起兵，「剃髮令朝下，相顧爲發悲。
　　三吳同時沸，紛紛起義師。
　　」（《三吳兵起事答友人問》）乙酉八月，「嘉興民揭竿起者數千人。
　　」（《小腆紀傳》卷四十七）錢木秉毀家充餉，澄之也參與組織領導。
　　兵敗之後，錢木秉投水自殺，澄之妻方氏也攜幼子，抱弱女，沉江而死。
　　澄之對抗清義師的失敗，對親友的壯烈犧性，非常悲痛，有一首名爲《悲憤詩》的長篇五古，記述此事的始末。
　　「南渡失國柄，二豎履皇都。
　　」痛斥馬士英、阮大鋮奸黨，禍亂朝政。
　　「撤兵防上游，坐視揚州屠。
　　」清軍攻打揚州，南明弦光朝不僅不去救援，還把長江沿岸防備清軍的部隊也撤回，以抗擋內訌的左良玉的部隊。
　　結果清兵很快打過長江，攻下南京。
　　「可憐佳麗地，士女成塗炭」，清兵在南京大肆殺掠。
　　「我友報韓切，義旗倡三吳。
　　」錢木秉等人倡義師，起兵反抗。
　　「兵力雖不敵，志己無完軀。
　　」雖因敵衆我寡，義兵失敗。
　　錢木秉也以身殉國。
　　「撫屍哭一聲，痛絕還復甦。
　　」詩人悲慟萬分，但是，「事敗志勿渝」，他決不向清廷低頭，仍然繼續奔走，堅持抗清鬥爭。
　　這時南明隆武朝在福州建立，澄之聞訊後，立即奔赴。
　　「崎嶇兩月，始抵閩關。
　　」（《擬上行在疏》）在其師黃道周的推薦下，澄之被任命爲延平司理。
　　但其後不久，隆武朝在汀州被清兵滅亡。
　　澄之因公外出，倖免於難。
　　他隱匿於鄉下，並再招義兵以抗清，結果未成。
　　這時，南明永曆朝又在廣東建立，澄之再由閩入粵，「間道宵奔」,「備歷厄苦」，（《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於永曆二年十月，到達肇慶。
　　永曆三年，澄之參加了永曆朝的考試，被授爲庶吉士，後又遷編修，知制誥。
　　當時，「凡大詔令悉秉鐙視草。
　　」（《小腆紀傳》卷五十五）澄之也思有所作爲，屢上書言事。
　　這期間，澄之有許多詩記述了永曆朝政事。
　　如《放詔歌》描寫了永曆三年，永曆帝頒佈親征詔書，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氣的情景：「親征詔草已一年，親征詔書今始宣。
　　詔下百官同拜舞，即時雷動邊廷傳。
　　諸將接詔勇十倍，南軍奮臂威爭先。
　　」澄之本人的歡欣鼓舞之情，也活躍於字裏行間。
　　但是永曆朝內部黨派鬥爭十分激烈。
　　澄之爲救金堡事，被大學士王化澄忌恨。
　　澄之見事不可爲，又有病，遂乞假，於永曆四年秋離開梧州去桂林，與留守桂林的瞿式耜過從唱和。
　　後又碾轉回歸故里，於永曆五年冬十二月，回到家鄉。
　　此間，澄之改今名以逃避清廷的搜捕，並曾祝髮爲僧，號西頑。
　　入清隱逸此後四十年，錢澄之多半時間隱居家裏，躬耕讀書。
　　他曾築廬于田野中以居住，因以「田間」爲號。
　　他還多年親身參加田間勞動，有許多詩篇都描述了勞動的生活，著名的如《田園雜詩》。
　　這組詩比較全而地描寫了澄之「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鋤」的隱居生活。
　　在勞動中，澄之得到了農民的多方面的幫助，與農民結下了較深的情誼。
　　如：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荊。
　　耒耜非素習，用力多不精。
　　老農憫我拙，解軛爲我耕。
　　教以駕馭法，使我牛肯行。
　　置酒謝老農，願言俟秋成。
　　老農不僅教他種田的技術，還常與他一起喝酒暢淡：臨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
　　日中挈壺榼，餉我於南皋。
　　釋耒就草坐，斟出盡酒醪。
　　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
　　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
　　有的農民還提醒他不要忘了讀書，以致荒廢學業：道旁一老父，顰蹙前致辭，言兒筋力薄，稼穡非所宜。
　　詩書雖不尊，猶是祖父遺。
　　如何舍夙業，自甘辛苦爲。
　　多謝父老言，此意君未知。
　　澄之參加農業勞動，「自甘辛苦爲」，不僅是爲了養家餬口，更重要的是爲了砥礪氣節，並逃避清廷的注意。
　　清初許多遺民，如廣東番禺的屈大均，江蘇徐州的萬壽祺，河北永平的申涵光，都曾親身參加田間勞動，並有詩記述自己的情懷，經過較長時期的親身勞功，澄之的思想感情也起了一定的變化：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
　　乃知四體勤，無衣亦自暖。
　　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懶。
　　認識到勞動對人生的重要，開始擺脫一般儒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輕視稼穡的陋習。
　　在其它詩文中，澄之也多次表達了這種認識。
　　《夏日田家作》中說：「民生食爲本，要在四體勤。
　　盛夏豈不渴，良苗獨欣欣。
　　我苗既以長，我草亦以耕。
　　南村稻何早，今晨已食新。
　　」自己親身勞動的收穫，喫起來感到「新米飯極香」。
　　在《西田莊記》中，澄之教導自己的後輩說：「吾所望於子孫者，讀書課耕而已。
　　」又說：「且勞固可習筋力，習之既久，雖弱者亦強。
　　」當然，澄之他們畢竟和一般的農民不同，以學問詩文聞名於世，即使隱居躬耕，也不斷有人前來拜訪請教。
　　《田園雜詩》中也描寫了這種情況：駕牛東皋上，有客問我《經》。
　　我牛依田轉，客亦隨我行。
　　請問大易旨，此理不宜聽。
　　乾卦冠潛龍，遁世去其名——顧客且安坐，我牛不肯行。
　　一邊驅牛耕田，一邊侃侃談《易》，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錢澄之對經學很有研究，對《易》與《詩》功力尤深，晚年曾着《田間易學》、《田間詩學》二書各十二卷，他對此二書頗爲自負，曾說：「平生懷抱，毫髮未申，惟少有著述，妄謂足傳。
　　四十年心血，盡於《詩》《易》兩書，頗發先儒所未發。
　　」（《與餘詮廬》）二書後被《四庫全書》收入經部。
　　兩書成後，他又著《莊屈合話》一書，合《莊子》《楚辭》二書爲之訓釋。
　　他在自序中說這是：「以《莊》繼《易》，以《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蓋澄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不欲明言，託於翼經耳。
　　」可謂深得澄之用心。
　　詩文影響錢澄之在當時更以詩文著稱。
　　韓炎說他「詩歌古文滿天下。
　　」（《田間先生八十壽序》）他有《藏山閣文存》六卷，《藏山閣詩存》十四卷，《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還有《田間尺牘》《所知錄》等，數量衆多，爲時人稱譽。
　　當時諸選本，如錢謙益《吾炙集》選澄之詩獨多。
　　陳維菘《篋衍集》開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爾堪《明遺民詩》錄詩百首以上者僅杜浚、屈大均、錢澄之三人。
　　後來雍、乾時，劉大木魁選《歷代詩約》，於清初只錄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稹數家，而澄之也被選入。
　　由於澄之詩中多記清初史實，特別是南明隆武、永曆兩朝的時政，對清廷多有揭露、攻擊，因而在編集時，許多已不敢收入。
　　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間詩集》等書，在乾隆時仍被列入禁燬書目中，因此其流傳大受限制。
　　詩話行也很少有人提及。
　　道光年間陸鎣《問花樓詩話》中有一條說：「『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
　　』潘次耕贈桐城錢飲光句也。
　　飲光着有《田間易學、詩學》，蓋詩人邃於經者。
　　其書東海公（徐幹學）爲刊傳之，版久逸也。
　　」是因潘耒詩而提到澄之，又僅僅提到澄之的經學，可見其詩文久已無聞於世了。
　　到了光緒末年，纔有人從傳抄本的《藏山閣集》謀付印，於宣統年間刊行。
　　因此，許多文學史著作根本不提錢澄之一字。
　　近年來專論錢澄之詩文的文章有了幾篇，但有的論定澄之爲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會把《藏山閣集》誤以爲就是《田間集》。
　　這種狀況顯然與錢澄之在清初詩壇上應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稱的。
　　坊間論清初學術極盛者，往往並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
　　張舜徽大師則以爲「桐城錢澄之實亦不廢大家，足與三人媲美。
　　」張先生持論並非孤見，觀諸偉奇教授彚錄時人迄今評錢文字，可謂衆口一詞，連綿共識。
　　桐城文學嫡傳吳孟復先生乾脆贊稱：「先生高見空千載，故與淵明伯仲間。
　　」詩文特點錢澄之詩歌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衆多，特別是他《藏山閣集》中的作品，大半都與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民生疾苦有關，絕少無聊的應酬之作，流連景物的內容也不多。
　　這一點在清初詩壇上也是很突出的。
　　澄之作於明未的詩中，很多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明廷對於百牲的橫徵暴斂，以及在官吏與災荒逼迫之下人民的痛苦生活。
　　如《憫荒和韻》中的一首說：種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婦哭三荒。
　　勸耕已缺明年種，加派還徵隔歲糧。
　　市井揭竿爭閉糴，官司傳檄急通商。
　　朝廷近日專心計，誰聽悲歌雲漢章。
　　崇禎末年，自然災害不斷，人民生活已非常貧困，但朝廷只是在口頭勸耕，實際土仍在催科不已，加派不斷。
　　大臣們只知道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根本不問人民的死活。
　　生活在社會下層，親眼目睹民生瘡痍、社會混亂的錢澄之，對國家的前途十分焦慮，他在《感時》詩中說：「也知國計正艱難，其奈閭閻已盡殘。
　　」明朝內憂外患，急需大量軍晌，但廣大百姓也已經被賦稅、加派搞得焦頭爛額。
　　即使象錢澄之這樣的家庭，也是「晚收擔石盡輸官」，因而「青黃不接哪得餐」。
　　（《伯仲嘆》）到了難免忍飢挨餓的地步，一般百姓的境況就可想而知了。
　　《雜感》第八首寫道：水旱頻仍父老嗟，飛蝗又見際天遮。
　　耕農去盡田難認，賦稅逋多派枉加。
　　竊恐流亡還伏莽，即令盜賊正如麻。
　　朝廷弭亂須蠲免，終是飢寒且戀家。
　　水、早、蝗災頻頻襲來，明廷的賦稅不僅不減免，反而越派越多，正供之外，又有「練餉」、「剿餉」、「遼餉」等等名目，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只得拋棄家園，流亡他鄉，許多人投奔了農民軍，使得「盜寇」越剿越多，澄之認爲，要使社會安定下來，根本的一條，是要蠲免賦稅，使百姓能夠生活下去。
　　這當然只是他的一種願望，朝廷是不會採納的。
　　《大水嘆》中說：「白頭老翁休嘆息，秋來官糧逋不得，回家早計賣妻兒，如今九年之水堯不知。
　　」最高統治者根本不瞭解百姓的情況。
　　即使知道了也沒有什麼用：「詔書屢問災傷苦，課稅寧教賦役寬？
　　」（《感時》）皇帝知道了災情，也只是一紙空詔書，不解決實際問題。
　　而且，「年年蒐括助軍興，禦寇防邊總未能。
　　」（《和百史聞警韻即送其北上》）明廷拼命搜刮，結果「寇」也滅不了,「虜」也擋不住，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澄之明末的詩篇中，還有不少是揭露當時官吏將兵的殘暴橫行，魚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情形，如《官兵行》說：河邊大艦者何爲？
　　河下風吹艦上旗。
　　雲是新調守江北，行船過客索酒貲。
　　榜人船頭快招手，泊船送錢毋多口。
　　勿令指作渡江賊，縛去請功嫋汝首。
　　 官兵到處敲詐勒索，稍不如意，即指爲「賊」，加以殺害。
　　這還是小者。
　　《大梁行》記述官兵決河放水灌城以殺「賊」，結果「水來殺人百萬多，隔岸官軍年奏凱歌。
　　」《九江行》描述了官兵搶擄婦女，又強迫她們集體赴水而死，結果「水中白骨蔽江來，都門晝閉不敢開。
　　」明末兵荒馬亂之際，百姓遭受的種種苦難，澄之詩中都有描述。
　　甲申以後，清廷入主中原。
　　清兵在征服全國的過程中，燒殺擄掠，給人民帶來同樣深重的災難。
　　對於那些抵抗最爲激烈的城市，清兵屠殺平民，劣跡斑斑。
　　錢澄之這時期的作品中，對清廷的暴行多有記載。
　　作於順治四年的《虔州行》，描寫了順治三年十月清兵攻破虔州之後，進行大肆殺戮的情景說：五更未醒虔州破，閉城刈人人莫逃。
　　馬前血濺成波濤，朱顏宛轉填眢井，白骨撐柱無空壕。
　　清兵的殺掠破壞，使虔州這座「關稅兼通閩與粵」、「閭閻撲地樓插天」的繁華都市，變成了「煙冥冥，雨啾啾，黃昏鬼火遍城頭，行人白晝不敢過」的陰森可怕的廢墟。
　　遭到清兵慘重破壞的又何止一個虔州！
　　澄之《過將樂縣》寫道：飄風激沙礫，曜靈慘不舒。
　　我行升虛邑，空國無人民。
　　頹垣穴孤兔，赤瓦夷溝渠。
　　排徊不能過，問此誰爲歟？
　　人煙稀少，野獸橫行，白骨遍地，淒涼蕭條，正是當時被清兵蹂躪過的城市殘破景象的真實寫照。
　　其它如《哀邵武》、《過漠埠》、《悲順昌》、《夜過貢川》、《永安即事》、《力疾入大田紀事》等等。
　　都記述清初動亂中人民處境悲慘，城市被嚴重破壞的情景。
　　城市如此，鄉村也不能倖免。
　　澄之《間道奔江右發橫坑即事》寫道：鳥雀滿廢村，屋倒門猶閉。
　　人去碓空喧，煙稀食屢缺。
　　呻吟見寡婦，瘡痍正流血。
　　鄉村也是殘破不堪，人民到處都在流血，在呻吟。
　　這些都是澄之奔波於抗清鬥爭途中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其中或有誇大之詞，但其史料價值不可忽視。
　　清廷在征服過程中殘酷地燒殺，同時，對人民的剝削壓迫也非常嚴苛，澄之詩中此也多有揭露。
　　《獲稻詞》寫道：女蹋椎，兒掃倉，我家今日稻登場。
　　獲稻上場打稻畢，拂還租稻叉手立。
　　往時入倉才輸官，今年只在場上看。
　　晚禾乾死田無稿，又下官符催馬草。
　　買草納官官不收，千堆萬堆城南頭。
　　風吹雨打爛欲盡，餓殺欄中子母牛。
　　清廷不等農民將新稻入倉即來催逼租稅，把農民一年辛勤勞動所得全部掠去，尚且不足，又強迫農民拿錢買馬草，結果又嫌不好而不收，讓它們全部爛掉。
　　清軍多馬，因而催征馬草也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
　　清初著名詩人如吳偉業、朱彝尊等人詩集中都有以《馬草行》爲題的作品，揭露清廷的這項苛政。
　　清廷的苛政還有許多。
　　爲了鎮壓南明政權海上抗清部隊，到處搜掠民船，抓派船伕，還驅趕工匠趕製軍船。
　　澄之《捕匠行》寫道：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錢。
　　吏人下鄉惡顏色，不道捕匠如捕賊。
　　事關軍務誰敢藏？
　　搜出斧鑿同賊贓。
　　十人捕去九人死，終朝錘斫立在水。
　　自腰以下盡生蛆，皮革亂揮不少紓。
　　官有良心無法救，掩鼻但嫌死屍臭。
　　昨日小匠方新婚，遠出寧顧結法恩，晝被鞭撻夜上鎖，早賣新婦來救我！
　　描寫了被官吏抓去爲清廷造船的工匠的悲慘遭遇。
　　《水夫謠》記述清兵對船伕的驅使說：遭他鞭撻無完膚，行遲還用刀箭驅。
　　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
　　射死紛紛滿路屍，那敢問人死者誰？
　　這些都記述了清初殘酷的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的事實，清兵對百姓任意鞭打，隨意殺害。
　　對於滿洲八旗士兵的兇殘，澄之《縣門行》寫道：縣門朝開官不出，昨夜大盜進官屋。
　　健兒被傷公子死，街外知更衙裏哭。
　　樅陽臨水萬餘家，公然船過彈琵琶。
　　縣上差兵親認得，鳴鑼捉賊通街譁。
　　家家揭竿攔江口，船到江口誰能守？
　　弓箭在手刀在腰，一夫上岸千夫走。
　　差兵晝夜尾船行，獲之乃是纛下兵。
　　可憐冤殺城中人，嚴刑至死無一聲。
　　纛下兵來不敢鎖，當堂揖官對官坐。
　　官免殺傷已有恩，明日同官赴轅門。
　　移文調取軍前用，臨去傳言謝官送。
　　詩中描寫了一個八旗士兵闖入縣官家裏殺人劫物之後，肆無忌憚的情景，縣官對他也是無可奈何，只能屈殺一般老百姓。
　　縣官欺壓漢族百姓，自己又被八旗士兵凌辱。
　　這反映了清初複雜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一個側面。
　　 錢澄之反映社會現實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作品中很多直接記述當時的時政大事，特別是他歸隱之前的作品。
　　在弘光朝時，他對當時震動南明朝野的三大疑案，作有《假親王》、《假後》、《假太子》三詩，並有《南渡三疑案》一文，詳細記述了三案始末。
　　這些案件的真實內幕，當時人已很難搞清。
　　澄之根據自己的見聞，有所根據的據實記載，傳聞之詞錄以存疑，以俟後人論定。
　　澄之還有《髯絕篇聽耿伯良敘述詩以紀之》一詩，記述了大奸佞阮大鋮投降後，諂媚清廷官吏，在協助清軍攻打抗清力量的途中，賣力過甚而致死的醜態。
　　他是根據起先降清，同阮在一起，後又反正，回到南明的耿伯良所述而錄，耿「始未親所見」，他「記以待史評」，當是可靠的，並且當時沈昆銅的祭文，《臺灣外記》等書，也有相類記載，可證澄之所記不誣。
　　澄之親身參與隆武、永曆兩個南明政權的朝政，對其中情況的瞭解，自非外人可比。
　　他有很多詩，如《端州雜詩》、《廣州雜詩》、《梧州雜詩》、《桂林雜詩》、《臨軒曲》等，都是幾首、幾十首的組詩，並且許多詩中還有小注，記述了南明朝政人事、黨派紛爭、抗清活動等方面的史實，許多可證史書之誤，可補史書之缺，是研究南明政權的寶貴資料。
　　澄之每到一處，都注意觀察、記錄當地的風俗民情，如《南海竹枝詞》、《閩江竹枝詞》等組詩都是，其它如《南海有女擇配求完發者得宣城湯生歸焉嘉其志爲賦是詩》等作品，都可考見當時的民心之一斑。
　　這些直接反映了社會現實，特別是當時社會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這些主要方面的作品，是澄之詩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當然，就題材而論，澄之詩歌反映的生活面還是很廣闊的，描寫山水風景，描寫朋友交情等等方面，都有不少佳作，茲不詳論。
　　推崇杜甫錢澄之自覺地運用詩歌來記錄、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詩庀史」，這與他的詩歌理論有直接關係。
　　 澄之於詩最推崇杜甫，於杜詩最稱道其真實、深刻地反映社會面貌這一方面。
　　其《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中說：方文對錢謙益注杜詩大爲不滿，澄之認爲謙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沒有抓住杜詩的精髓。
　　謙益「謂杜詩字字皆有根據」，澄之認爲這點不足稱道，因爲「今人詩用慣陳語，苛逐字求之，豈有無所根據者邪？
　　」前人所讚不絕口的杜詩「每飯不忘君國」，澄之則認爲「此亦臣子大義，騷人之本旨，非絕無而僅有者也。
　　」那麼澄之最推崇杜詩的是什麼呢？
　　他說：「杜詩之佳，在於格力氣韻，迥絕諸家，至其體物盡變，造險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誚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載而下，讀之如當其時，如見其境，故其詩千載猶新。
　　區區典故之詳核，音調之悲壯，豈足爲公稱？
　　即聲病又豈足爲公諱哉？
　　」認爲真實而又富於藝術性地表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時代的面貌，纔是杜詩最值得稱道的地方。
　　《張穆之雜論跋》中又說：「讀杜詩者，千秋而下，當世之人情物狀，恍然如見。
　　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
　　真，故古今不能易也。
　　」這些是就後世讀者看杜詩而言，澄之對杜甫當時希望能以自己的詩作有助於國計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讚賞，《葉井叔詩序》中說：「至杜子美出，而復見三百篇之遺，其詩慷慨悲壯，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澄之學杜，也是努力這樣做的，他詩中也不乏「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的作品，雖然由於他人微言輕，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終以杜甫「詩史」作爲自己榜樣的。
　　他在《生還集》自序中說：「其間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
　　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
　　」澄之的詩篇，尤其是《藏山閣集》中的作品，可以說是清初的一部「詩史」。
　　當時人對此也多有讚賞。
　　潘耒《錢飲光八十壽序》中說：「先生少負雋才，遭時坎坷，浩然獨行其志。
　　間關轉徙，備嘗人世之艱難。
　　中有感慨，——發之於詩，其質直真摯，如家人對語，未嘗稍加緣飾，而情事切至，使人慾喜欲悲，不能自已。
　　」在真實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較全面深刻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詩壇上是非常突出的。
　　錢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響的。
　　他在《生還集》自序中說：「予自總角學詩，迄今二十年。
　　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後，始能明體審聲，一窺風雅之指，所擬樂府，以新詞諧古調，本諸合州新樂府，自謂過之。
　　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間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則惟杜陵耳。
　　七言詩及諸近體，篇章尤富，皆出入於初、盛之間，間有爲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
　　此生平學詩之大概也。
　　」此序作於順治六年，澄之近四十歲之時，所述學詩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