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簡介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興人。
　　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姚埭老民、乙龕、餘齋、軒、持卿、乙、李鄉農、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東軒支離叟等。
　　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
　　人物生平浙江嘉興人。
　　其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
　　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
　　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
　　可惜的是沈曾植八歲時，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
　　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
　　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
　　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沈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遂立「修身、治國、平大下 」大志。
　　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
　　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
　　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
　　他也是書法大家。
　　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釗；
　　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
　　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
　　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
　　沈曾植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爲一爐。
　　碑、帖並治，尤得力於「二爨」，體勢飛動朴茂，純以神行。
　　個性強烈，爲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
　　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
　　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
　　」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
　　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鏽斷肋薪紕。
　　」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爲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于右任、李志敏、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
　　一生藏書頗富，先後積書達30萬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種，方誌和鄉邦文獻百餘種，康熙、乾隆刻本爲最富，有藏書處有「海日樓」、「全拙庵」、「護德瓶齋」等，編撰有《海日樓藏書目》1冊抄本，著錄古籍書1 000餘種，多題跋之作。
　　另有收藏碑帖、書畫亦爲大家，編有《海日樓題跋》，記載其收藏宋拓本20餘種，如著名的《淳化閣帖》、二王書法等。
　　書畫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劉墉等名家之作。
　　與當時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繆荃孫、張鈞衡等往來甚密。
　　所藏之書，在其去世後，於抗日戰爭期間，其養子沈慈護以20萬元售於陳羣，一部分由沈慈護、媳勞善文於1957年捐獻給嘉興圖書館。
　　藏書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遜齋居士」、「寐翁」、「蹱息軒印」、「海日樓」、「知一念即無量劫」、「象蓮花未開型」等。
　　治學經歷沈曾植在《定廬集序》中稱：「少孤，獨學天友。
　　所由粗識爲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
　　兩先生，否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裏爲尤親。
　　」稍長研究史學掌故，潛心於律法與輿地，李慈銘的評價是：「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
　　」(見《越縵堂日記》)他在鄉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爲翁同和所激賞，視爲通人。
　　1880年(光緒六年)，他考中進士，供職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爲律家第一。
　　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
　　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裏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衆人認同。
　　此事後來廣爲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
　　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關輿地之學佔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祕史箋註》、《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餘部。
　　在北京任上，與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
　　相與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爲、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楊守敬、汪康年、梁啓超、盛伯熙、黃仲強、徐世昌、王鵬運、袁世凱、』梁鼎芬、鄒代鈞等。
　　四十歲後，深究梵學，會通儒佛。
　　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
　　《清史稿》稱：「曾植爲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
　　」此說略顯簡單，其門生王國維曾有過較爲客觀的總結，茲迻錄如下：「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鹹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
　　其於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
　　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
　　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
　　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
　　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
　　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
　　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
　　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
　　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
　　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
　　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歷代儒家學者都有參與政治，發揮其作用的傳統，孔子周遊列國，亦只發揮教育家的作用，且何況後來者。
　　因爲相對於政治權力遊戲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純淨的，又是相對軟弱的。
　　難怪胡適要將「儒」的語源考定爲「柔」，這是發人深省的。
　　就本文傳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於樸素平淡，他不想藉助於非凡的、虛飾的、激烈的行爲來突出自己的形象。
　　他獲得了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人的尊崇，就在於他身上所發現出的超人的力量、堅強的毅力以及儒家學者所慣有的內聖外王精神。
　　書學思想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爲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
　　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
　　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
　　至清末康有爲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
　　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
　　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變法後，曾力勸康有爲著《廣藝舟雙揖》。
　　由於康有爲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爲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沈曾植自認爲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爲那樣寫出較爲系統的著述。
　　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隻語，多爲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篤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爲心儀。
　　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於結體注意頗多。
　　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
　　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爲「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
　　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潛於古今嬗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
　　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
　　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爲，「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爲正書」；
　　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
　　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
　　《谷朗》、《爨碑》，皆其遺韻」；
　　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
　　」等等。
　　沈曾植爲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
　　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爲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
　　在重歷史淵源關係方面，於下面諸跋中可以看出：上虞羅叔祖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鱗》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嶽北嶽二靈廟碑》之苗裔。
　　 一一《張黑女墓誌跋》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
　　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印，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
　　一則頓宏激昂，鋒距出《梁鴿》，而益飾以文，構法於《洛神》不異也。
　　 一一《張猛龍碑跋》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爲大宗。
　　《刁志》近大王，《張碑》小王，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徵《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
　　蓋南北會通，隸楷裁製，古今嬗變，胥在於此。
　　一一《敬使君碑跋》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方面，亦多具創見。
　　如在《王珣貼跋》中認爲「《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
　　」指出南北書法有相同之處，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韻風氣更甚些，此說頗合史實。
　　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認爲「松江《急就》決爲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
　　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
　　」此說體現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
　　又如他在《多寶塔碑跋爲謝復園題》中認爲「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後得筆訣，困法河南，所調厭家雞欣野資者耶?然如此砷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總也。
　　此拓梢絕，於用筆勁媚處，點畫紫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後禿木者可比。
　　」此跋極精到，非有書法家之義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
　　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書寫狀況，處於同一境界，神與之遊，發而爲論則無隔閡。
　　沈曾植在這方面要比康有爲高明許多，宋代蘇東坡成自豪地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此話若移作沈曾植的話，也是非常貼切的。
　　沈曾植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勢，如在《蔡氏分法即鍾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
　　」又如在《論行楷隸篆通變》中認爲：「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爲變也。
　　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爲變也。
　　」這就是他獨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觀，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屬於新理妙發。
　　二是重形，如他認爲「逸少學鍾書，最勝處可證得於勢巧形密。
　　」又如他認爲「《入山帖》瘦質處可證《化度》，可通草書《千文》。
　　」又如他對衛恆《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其晚年書法風格正是如此。
　　三是重筆，他對衛恆《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於用筆的提按起伏、藏鋒油穎體悟甚多。
　　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蔡邕亡隸以波發，觀照他晚年作品中翻騰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
　　他還認爲鍾繇用筆最曲，王獻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
　　鍾繇的曲對他晚年書風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這與他爲學雅尚險奧，清言見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
　　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
　　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
　　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爲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
　　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
　　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爲「刻手太粗」；
　　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爲「刻工草草」；
　　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爲「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爲「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
　　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爲《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
　　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爲《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爲《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
　　認爲《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
　　……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
　　認爲《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
　　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着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
　　沈曾植書法以佔爲變．以古爲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
　　歷史上，米芾、趙左頫是以古爲新的成功實踐者。
　　沈曾植在給門生謝鳳孫的信中曾指出：「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爲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爲大病，此渙何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
　　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
　　」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較起來，還是很有特點。
　　米、趙、董復古以正統自勉，非二王不學，以取晉藥爲主，非「相雜文生」。
　　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
　　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
　　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
　　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
　　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
　　 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
　　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着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
　　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爲一爐，自成面目。
　　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爲一代宗師。
　　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
　　卒年七十一。
　　着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爲一時風習之始作傭者，或爲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羣倫，沾溉四方。
　　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
　　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餘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
　　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
　　其所啓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爲；
　　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
　　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爲「中國大儒」。
　　藝術成就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沈曾植的書法列爲「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
　　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祕奧一旦豁然貫通了」。
　　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沈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爲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後始意寫字。
　　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爲大家。
　　」 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沈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
　　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
　　據沈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
　　據沈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後，重入都門時。
　　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
　　」（又馬宗霍《霋嶽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
　　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爲主，因爲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爲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
　　以至於沈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爲「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算子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
　　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算子指其平排無勢耳。
　　識得筆法，便無疑己。
　　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
　　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
　　」(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
　　沈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云「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
　　」(見《憶沈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跡。
　　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
　　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爲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
　　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着積極的影響。
　　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爲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爲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爲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
　　又見爲予外舅沈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爲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
　　」(見《憶沈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
　　」(同上)事實上，沈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
　　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沈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跡，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幷蓄。
　　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
　　從中可以透出兩個消息： —中沈曾植借米芾書鳳來達到「意態縱橫」的目的，他推崇黃小仲的「始艮終乾」之說從中得到了驗證；
　　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實現「備魏取晉」理想的絕妙高招。
　　因爲他一生的學術與人生總旨皆的魏晉風骨上。
　　正是他從米芾那裏悟到了「八面出鋒」的用筆方法，並將米氏刷字轉化爲「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見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這纔是他書法的奧祕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書法，包世臣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尤其莊用筆的提按方面，而張裕釗與吳讓之的影響反而不怎麼顯著。
　　羅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國維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贗安吳，詆譭趙之謙一事」，可與佐證。
　　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卷二中記載：「冒鶴老嘗遇寐老曰：君筆誠奇縱矣，然不過以方筆爲包安吳耳。
　　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爲外人道。
　　」此又一佐證。
　　王國維有詩讚沈曾植的書法是「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
　　」作爲同時代的大學者，此話切中要害。
　　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尋找表達「古意」的手段。
　　既要出新，有要備復古之意。
　　所以，他找準了以「新理異態」而著稱的黃通周與倪元潞作爲師法的對象。
　　黃潛在《花隨人聖童摭憶》中也指出了這一點。
　　他還經常臨習一些冷僻的碑版，這與康有爲《廣藝舟雙揖》中的觀點如出一轍。
　　他常自稱「書學深而書功淺」，晚年遍臨諸碑帖算對「書功淺」的彌補。
　　實際上，他到最後還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湧動着藝術的激情。
　　沈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
　　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
　　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
　　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
　　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併一氣讀。
　　」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
　　」（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
　　抑或是他自認爲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
　　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
　　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
　　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